新编《全先秦文》，国家学术工程首位

在已经确立的“国家‘十一五’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一百多个重点项目中，由中华书局组织的“重编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项目”居于首位。

这将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

而这一重大文化工程发端于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的一个科研子项目——重编严可均的“全先秦文”。

日前，由赵逵夫教授主编的《全先秦文》的初稿已经完成，约80万字。

“目的就是替代严书”

9月5日，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了由中华书局、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共同举办的“《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纂工作研讨会”，作为会议的成果之一，原拟定的丛书名称“新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相应调整为“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之所以如此，用赵逵夫的话来说，就是“因为重编的体例变化很大，补充很多。最主要的是原书‘上古’当中很多微茫难信的部分被‘去掉’了。”

就先秦文化而言，赵逵夫教授不仅仅是甘肃的翘楚，在全国也是代表性的人物。他被学术界称誉为“求解楚辞哥德巴赫猜想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专家，赵逵夫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古典文献学等研究领域造诣深远，影响巨大，被盛赞为“开显中国古代文学之秘的大师”。

20世纪初叶，当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建立伊始，先秦至隋代这一阶段便被学者们特别关注，而先秦文学与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渊源。上世纪八十年代，赵逵夫教授的一篇极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屈原生平考辨》在楚辞界引发了相当大的震动，就因为这篇论文，存在于楚辞界多年的“屈原疑案”——即从民国初年的学者开始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少数日本学者，围绕屈原及其作品产生的“屈原否定论”才得以解决。

2000年，赵逵夫教授的一项科研课题——“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研究”，就包括了《全先秦文》这一子课题。随后，他在国内先秦文学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及了重新编订《全先秦文》，由此也引起了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的重视，重编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重大决定也就是在赵教授和顾青的那次长谈中产生的。

“编纂本书的目的就是代替严可均的书”。研讨会上，赵逵夫教授曾这样坦言该工程的学术追求。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近代对上古之探索，可分两途述说：史前遗物之发掘和传说神话之蕃定。

探索古史其意义亦是不可忽视的：人类对以往历史都具一种深厚的缅怀情结，人类因有历史一门学问，其生命在时间与空间上才得以开拓；探索古史即探索民族文化的起源，在经济时代，文化濒临危机的情况下探索文化之源，唤醒民族文化意识当是必要的。

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在明人梅鼎祚《皇霸文纪》、《西汉文纪》、《东汉文纪》、《西晋文纪》、《宋文纪》、《南齐文纪》、《梁文纪》、《陈文纪》、《北齐文纪》、《后周文纪》、《隋文纪》(共158卷)的基础上，以27年之力，补辑编成自上古迄隋3497人之文，共746卷。

“一般说来，隋代以前文献，除经、史、子之外，已尽于此。所以，有人称其为‘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这毫不为过。”赵逵夫教授所说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我国现存隋以前经、史、子之外散文文献的总集。“其成就与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此书是今天学者们使用最多的，甚至在上古三代部分，对于此书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依赖。”

赵逵夫说，对这样一本学者们离不开的书进行重编，无疑是有原因和理由的，最直接的一个理由是：严可均的书因为书卷帙太大，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而且“问题很多”。

“尤其以先秦一段问题最为突出。”赵逵夫说中国社科院文史学者刘跃进教授在《中古文学文献学》中，将严可均一书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四类：一漏辑，二失考，三误编，四重出。“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无疑不利于先秦文学与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而对于自己在十年前就有了重新编订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的想法，赵逵夫给出的解释是：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除漏辑和新发现的秦以前文献需要补充之外，最主要的是它还存在一些其他缺陷。

“首先是时间上限过早，给人以一种渺茫不可信据的感觉，也就是说其所说多为不可靠的东西。该书起自伏羲，次炎帝，次黄帝，次帝颛顼，帝喾，尧，舜等。要知道黄帝以前所传诸帝的名号，究竟为部落联盟首领还是氏族部落之名，都是尚且说不清楚的，所以严可均书中所录这些人的话语，其真伪就很难说。其次，严可均书中有不少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确定有问题。书中黄帝名下所录的很多文字，事实上是战国中期兵家言和黄老家言，但严可均都将其收录在黄帝名下。诸如这样的错误在书中还有不少。”赵逵夫表示，在严可均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将一些在文学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没有辑录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曾经就指出过，他的原话是：‘以吾所间，辑子部书尚有一妙法——盖先秦百家言多散件同时人所著书，例如从《孟子》、《墨子》书中辑告子学说，从《荀子》、《庄子》书中辑宋铏学……诸如此类，可辑出者不少，惜清人尚未有从事如此也。’严可均的书中漏辑不少，这样无疑使得一些在文学史思想上有重要言论和事迹者未被录入。对叔孙豹的遗录就是典型的例子。可以说，叔孙豹的爱国思想对后来的屈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叔孙豹的这种思想也证明了忠诚国家的思想是很早以前就有的，而不是有些观点所说的从汉代才有的。因为胡适曾就忠诚思想产生的时代而对屈原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

编排次序反复、文字校勘不细、作者小传多有失误……这些也是赵逵夫指出的存在于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中的缺陷。

“之所以叫‘新编’，无疑，就是因为原书有问题存在。”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世年一语中的，点明了重编的原因。

先秦文学研究的一个比较完善的文本

体现一种科学观念和科学性，是贯穿于以赵逵夫教授为主，张林祥、田河、董芬芬、丁宏武等13人参与的编纂小组成员的一个基本理念。

丁宏武博士是负责《全先秦文》编纂传世文献的编录工作的，他说在此次编纂过程中，有些文献的补充不仅仅具有补充意义，更具有一种“新发现”的意义在里面。“比如对秦代著名的大将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的文献补充，就可以算上是一种新发现，蒙氏三代，从蒙武到蒙骜再到蒙恬蒙毅，可以说蒙氏家族在秦代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蒙恬蒙毅，都是出将入相之人，此次，补充了蒙恬蒙毅的小传之外，还补充了蒙恬的《临死谏二世书》和蒙毅的《狱中对御史曲宫》，特别是蒙恬的《临死谏二世书》，我们在文后的校记中还补充了一段文献，就是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每每读到蒙恬的这篇文章时，时常泪流满面，原话是‘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应该说这样的补充不但有文献作为支撑点，更是从总体上反映秦王朝发展的一个补充。” 丁宏武说这样的新发现还有不少。

应该说将出土文献也收入《全先秦文》之中的决定，也是该书科学性的佐证之一。在读博士后田河副教授就负责出土文献的编纂，专业为金文研究的他和吉林大学、河南大学两位从事甲骨文、简牍研究的专家共同承担了出土文献的编纂。

“出土文献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可逾越的，也是最好的释文，它和传世文献之间是互补关系，有些是见诸于传世文献的，而有些是见诸于出土文献的，无疑，这两者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文献互补。同时，也是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可以说，今天我们能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编纂，也算得上是一种创新。” 田河说。

在9月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赵逵夫主编的《全先秦文》的编纂体例以及已经完成的初稿予以了中肯的评价。与会者一致认为未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先秦文》将对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文本支持。

“体例是编纂一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就是好比盖一座大楼，它就是基本的图纸与框架。”对于什么是体例，赵逵夫这样解释道。

《全先秦文》是分为上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七部分，上限从尧开始。该书将秦以前“经、史、子”以外所有传世文献按年编排，至秦亡（前206年）结束。本次重编，除编排上有大的创新、更具科学性外，主要剔除了严可均书中所辑释氏、仙道、鬼神等不可信部分，同时还将严书中列在炎帝名下的农家言移于战国时农家，其他类此者皆有调整，并增附作者小传、校记、附录和附记，以提供给阅读者详实的考证资料来源。

按赵逵夫的说法，《全先秦文》将严可均书中上古的部分内容“去掉”了，上限从尧开始，而之所以确定从尧开始，是因为他认为严可均书中太昊、炎帝、黄帝名下所录明显为战国时文字，根本不可信，所以，收尧、舜言论，他决定同《尚书》收文上限取得一致，因为夏代以前的文献都问题较多，不应再突破《尚书》的收文上限。“但《全先秦文》在争取尽可能同严书在收录范围上保持一致，所以，凡是严可均所收录，在找不到明显的证据加以否定，也没有充分理由删除或移归的，都保留下来。”赵逵夫说这也是编纂该书的一个基本思想。

“总之，《全先秦文》将完全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排，一般以最早记载文本为底本，对严书除补阙、删伪、正误之外，无论在收录时间上限、收录范围、编排顺序还是校勘、作者小传等方面，都有大的改进，使之更加科学，能更好地反映先秦史、先秦文献、先秦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赵逵夫说。

对于这项文化工程的价值与意义，马世年副教授这样说：“新编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就是对严可均原书学术价值的一种肯定，同时，新编更是一项宏伟的学术工程。这次的编纂既是对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的一次系统整理，也将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文献整理方面的学术思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能力，体现出一个时代的学术高度。另一方面，作为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研究领域的基本文献资料，本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它的文献价值之外，更有其历史价值，作为学术史的价值。对于价值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掘、深入的过程。”

甘肃的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

《全先秦文》编纂项目也是近年来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最大的项目。

“能承担这个项目，无疑体现了中心的研究能力、学术高度和位置。”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韩高年教授如是说。“这是长期以来几代学者积淀的结果，可以说，在国内从事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我们这里就是中心之一。因为就全国而言，这个中心是全国唯一的先秦文学研究中心。从一个学校的科研子项目变成国家级的重点项目，从先秦段扩大到汉魏六朝各段，足以证明首先设计这个项目者的远见卓识。”

同样的，在2006年的时候，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也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机构，但是不到一年，它就升格为省上的机构，一个重要的研究就是“它对全省文化建设具有很大意义”。“这是徐守盛省长对中心的评价，中心的发展也得益于徐省长、励小捷部长、郝远副省长等省上领导的重视和关怀。”赵逵夫说作为中心的主任，对此他有很深的感触。

正因为如此，服务于我省地方文化建设、为全省文化发展出谋划策也就是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基本任务之一。近年来，赵逵夫教授忙碌于陇南、陇东的地方文化建设。十月中旬，他又要到礼县去作报告。这几年来，他跑了不少地方，多是地州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四处点火，到处吹风”，点文化的火，吹文化的风，我省西和县“乞巧文化之乡”的建立与“乞巧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成功，就是赵逵夫多年“点火吹风”的一个结果。“这对于西和县而言，应该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同样，对于庆阳地区而言，因为赵先生的建议，它逐渐开始转向对自己深厚的农耕文化、周文化以及牛郎织女文化的发掘，从而摆脱此前只是依靠香包、皮影的局面，这也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韩高年说。

“我希望能出现更多像重编严可均的书这样的事，从我的一个科研项目变成一个国家的项目，从而造福后世。”赵逵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