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库》整合多种资源 构筑宏伟工程

《中国文库》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标志性出版工程，是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支持下，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于2004年开始发起并组织实施，旨在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和出版成果。计划出版10辑，分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8个门类，是20世纪百年以来经典图书的集成。从2004年至今，《中国文库》已经出版3辑304种图书，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71家全国知名的出版社参与其中。到2012年，《中国文库》将完成1000种图书的出版。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日前发出信息，为持续保证《中国文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中国文库（第四辑）》面向海内外广大知识界、出版界征稿，只要符合《中国文库》的宗旨和要求，通过《中国文库》专家委员会的评定，都可以入选。此举表明，作为中国出版业标志性出版工程的《中国文库》已开始扩大选稿视野，吸引海内外优秀书稿，为《中国文库》走出去创造良好基础。

可以想见，《中国文库》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如此多的领域、如此多的选目，没有中国出版集团这个体制机制改革的产物，没有丰厚的出版资源垫底，是难以想象的。

宏伟目标：总结百年文化打造千秋工程

20世纪是一个激烈动荡、极具变化的世纪，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民灾难深重，但是深受苦难的中国人并未因此停止思考与奋斗，这一时期反倒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术、文化创新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与科学滥觞、西学东渐此起彼伏、马列主义气势如洪、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这个时候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许多现代学科在这个时期发展奠基，进而发扬光大。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虽然中国人民曾经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但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以及知识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均对我国百年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文化价值。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中国文库》的策划者之一聂震宁表示，纵观20世纪的中国，学术成就硕果累累，文化精品蔚为大观，为刚刚过去的20世纪文化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并为新世纪中国书业界提供一套比较完备的20世纪书目集成，是学术界、出版界的责任和义务，是出版界一项跨世纪出版工程。

中国版协名誉主席宋木文评价《中国文库》时表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把分散在各出版社各个时期的经典性工具书、经典性的工具性的名著作为《中国文库》集中出版，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挥一般出版工程和其他出版方式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文库》所收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出版集团内外各出版社文化积累和经济积累相统一的精神产品的总汇和集中体现。

注重实效：依靠“两个积极性”  共襄出版界盛举

“集团公司拥有各成员单位丰厚的资源和扎实的基础，大有可为，国家级出版集团的特殊地位和历史使命，使得集团公司强化了自己的文化责任和文化自觉，坚持主业，全力打造标志性出版工程，中国出版集团责无旁贷。”聂震宁如是说。

据聂震宁介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自成立之初就产生了这项出版工程的创意，因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拥有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双子星座”，即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社与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相伴而行。此外，集团公司还拥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音乐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东方出版中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现代出版社等等一批颇有声誉的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有一大批作者队伍，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大量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资源得天独厚、基础扎实，理应承担起这项跨世纪出版工程。

《中国文库》的出版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出版工程，在总结20世纪以来的经典图书资源方面，集团公司领导层考虑到，《中国文库》不能仅仅满足于集团成员单位经典的汇集和出版，而是要立足“大中华文化”和“开放观”，即21世纪当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力图体现出崭新而完整的学术体系。为此，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集团公司十分注重依靠“两个积极性”，即集团公司成员单位参与的积极性以及集团外兄弟出版单位加盟的积极性。加盟《中国文库（第一辑）》出版的有两家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到第二辑时增加到12家出版社；到第三辑时，更是增加到了23家出版社，第三辑所收书目占到《中国文库》书目总数的45%。加盟《中国文库（第三辑）》的兄弟出版单位有中央级的出版社，也有地方级的出版社，总计30多家。

《中国文库》的出版把一批学术书的销售都带活了。据了解，很多收录入《中国文库》的学术书基本上都是绝版书，由于无法估量读者的接受能力，使得出版社都不敢重印，但因为《中国文库》的出版，很多绝版的学术书重新进入了大众视野，许多出版社敢单版重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史》，第一版只印了4000多册，但由于内容太专业，买的人非常少，在收录进《中国文库（第一辑）》后，这本书又重印了5000册，现在基本销售完毕，《中国文库》的巨大号召力让社会上更多读者知道了这套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认为，与其他大型文库基本都属于政府工程不同，《中国文库》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属于企业工程，通过市场的方式把各个出版社联系起来，靠的全是市场关系，相互签订合同和契约，充分保证了原出版单位的利益。这样一种方式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而且能够做大事情，采取一种多赢的方式，这种模式能够做得长，能够做得久。

许多加盟出版社的负责人均表示，《中国文库》是在现有的出版资源的基础上高起点、高水平的综合和集成。《中国文库》的出版发行为提倡出版社打造精品、加强重大出版工程建设、提升出版物积累以及为出版界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是对我国出版业做原创文化产品的鼓励。目前，《中国文库》不单纯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一件事情，而成了中国出版界的一项盛举，有希望参与其中，是作为一个出版人的荣幸，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宋木文、于友先等许多老一辈出版家认为，《中国文库》以一套丛书为契机，调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及所属出版单位的“两个积极性”，带动全国兄弟出版单位的热情参与，实现全国出版界跨地域、跨单位的优势资源互补与合作共赢，为中国出版界的深化改革、科学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出版界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

收获颇多：盘活出版资源   为“走出去”搭桥

由于坚持集约化出版经营方式，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中国文库》的推出，不仅盘活了集团内潜在的出版资源，使大批曾经绝版的图书重新得以出版，而且调动了各家出版单位挖掘出版资源、争创精品图书的积极性。以《中国文库》的出版为标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盘活了出版资源，推出了大批重大出版项目。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出版的《鲁迅全集》、商务印书馆的中外语文工具书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中国美术全集》等。同时，《中国文库》的出版也带动了图书发行的创新营销措施，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制定的“畅销书推广计划”和“常销书推荐计划”，丰富了国内图书市场。以大型出版项目为重点拉动精品图书的出版，以精品图书集群来增强集团公司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挺拔出版主业的重要举措。

与此同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实施集约化经营，成功推出《中国文库》的举措，对其他出版集团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的集团化建设也产生了示范作用。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推出了《世纪文库》，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推出了《凤凰文库》，河南出版集团推出了《中原文库》，广东出版集团推出了《岭南文库》等。

截至目前，71家出版单位，尤其是还包括集团以外的近40家出版单位，联合起来共同出版《中国文库》，其紧密协作的动力就是体制机制改革。体制机制改革让出版界意识到，文化的事业性与文化的产业性密不可分。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出版集团为《中国文库》设计了一套很好的运作模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合同办事，按照严密的流程办事，共襄盛举，各方共赢。这种运作模式也为《中国文库》的顺利出版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文库》的发展，仍然取决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推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认为，其发展可以称之为“开放性”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开放”，即第一个“开放”是面向广大知识界开放，《中国文库（第四辑）》已面向海内外广大知识界征稿；第二个“开放”，是继续向全国出版界开放；第三个“开放”，是面向海外文化市场开放，《中国文库》已经作为“国家级”著作，被有关领导人送往英国、韩国等众多国家，也被海外一些图书馆收藏，《中国文库》将加大“走出去”的力度，如与正在兴建的孔子学院等海外文化机构合作，向海外输送图书及相关版权。

此外，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原有23家海外出版发行网点的基础上，在悉尼、温哥华、巴黎等城市成立了出版公司，甚至把新华书店开到了纽约。2009年，集团公司还计划在海外开办3家~4家出版机构。

“可以说正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集团化体制机制创新，才使得中国文库的创意得以成为一次成功的出版实践。”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中国文库》的策划者之一  聂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