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之际，北京市东城区沟沿头33号诞生了一家与新中国音乐事业命运与共的出版社。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音乐出版机构，新中国“唯一国家级音乐专业出版机构”而闻名的出版社，60年间，她用自己的执著与赤诚，为推动音乐文化发展、促进社会平稳发展、满足亿万读者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她就是人民音乐出版社。今天，这家60年前只有20多人的公私合营出版社，在改革发展的路上持续创新，已经成为出版规模位居国内首位、国际一流的音乐出版“领导者”，成为大众生活中、专业领域内一个具有启蒙、传承、开拓精神内涵的重要品牌。

人音社新近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

人音社举办的2014“快乐阳光”全国少年儿童卡拉OK电视大赛

人音社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2014BIBF主题社，在展会上举行了一系列主题推广活动。

近年来人音社举办的大型专业赛事与活动

统一标准，奠定中国音乐大发展根基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很多人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的这首《送别》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是李叔同根据美国J.P.奥特威所作的曲调填以新词而成。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自己的曲调？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说，这与中国音乐的流传方式有关，到辛亥革命前，我们一直没有统一的记谱方式使音乐广泛流传开来，因此，民国早期流行的大部分歌曲为国人填词、外国人作曲。

音乐曲谱既是记录音乐的手段，也是音乐表演及音乐传承的媒介。音乐曲谱出版的规范化，对于提高音乐曲谱出版质量，促进音乐记谱的规范化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6年，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解决简谱、五线谱作品的出版需要，音乐出版社首次举办绘谱培训班，培养专职绘谱人员，承担五线谱作品绘制工作。同时，经原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了简谱排版所，并迅速投入了生产。人音社老编辑吴朋评价，这两件工作，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后大量音乐图书和乐谱的出版需要，对新中国音乐出版事业的逐步成熟和专业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莫蕴慧告诉记者，60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民音乐出版社在曲谱字体开发和曲谱出版规范化的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独创的“人音五线谱体”和“君匋简谱体”，已经成为该社曲谱出版物的标志性符号。建社60年之际出版的《音乐曲谱出版规范》，是该社几十年音乐曲谱出版工作的结晶，是我国音乐记谱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阶段性总结，成为人民音乐出版社在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音乐图书出版标准化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和主导地位的最好体现。

存亡继绝，抢救民族音乐于失传边缘

“我们是礼乐大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一部民族音乐能以国际通行的乐谱记录方式流传下来，阿炳的《二泉映月》都是我们挽救出版的。单从这一点，就说明当时国家领导人决定成立高规格的音乐出版社有多么必要。”回顾创建历史，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深有感慨地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音乐出版，我们还会丢掉多少部《广陵散》。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民族音乐是通过艺人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的，由于口误、记忆失误等原因，很多曲目流传越久，与原貌相差越远的情况时有发生。人民音乐出版社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一个省一个省地搜集民歌，整理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该项目在1983年被确定为国家“全国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1997年被确定为国家级社科基金资助重大科研项目。人音社陆续出版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的湖北、山西、宁夏、内蒙古、浙江、甘肃等六省份卷，以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的陕西、上海两省份卷。

“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民歌这种2000年来口耳相传的音乐形式第一次被固定下来了，成为可以广泛流传并被研究的样本。”人民音乐出版社前社长吴斌说，这项工作直接提升了中国音乐的厚重感，可以说，人民音乐出版社“破译了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

到出版《羌山采风录》，人民音乐出版社在整理记录民歌出版工作上达到了一个顶峰，该书以民歌田野工作的方式，真实记录了羌族民歌质朴本真的音乐风格，出版社的民族音乐出版也从最初的音乐传承、乐谱记录，发展到了音响、音像全记录。

“我们能够准确记录音阶的高低，但民歌特有的民族特色和韵律是记不下来的，这是我们对音乐文化的独特贡献。”莫蕴慧说，《羌山采风录》真正做到了原样记录，尤其是在“5·12”汶川地震之后，大部分羌寨被损毁、大部分歌手罹难的情况下，该书及其所附的珍贵视频资料，对传承、研究羌族古老音乐文化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春风化雨，推动国民提升艺术素养

“1954年我5岁，刚刚开始学弹钢琴。孩童时期最早的印象是一本《莫扎特传》，是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寄来的。另外一本《音乐表情术语字典》，是我一直在手上，至今仍不时翻查的小册子。”像钢琴家朱贤杰一样，提起人民音乐出版社，赵世民、刘小龙、傅聪、郎朗等一众大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是看着人民音乐出版社的书走进音乐大门的。

《音乐理论基础》就是那本最受欢迎的书。196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本基本乐理本、专科教材《音乐理论基础》，瞬间成为“最火”的音乐教材，“很多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音乐院校教师、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表演艺术家、音乐编辑和音乐工作者，都是读着这本书步入音乐殿堂之门的。”副总编辑赵易山说。至今，该书已经重印54次，发行1,373,685册，堪称人民音乐出版社重印书印次之最。

人民音乐出版社一诞生，就承担着音乐教育的神圣使命。时间转回到1955年，那一年的7月，人民音乐出版社集中了一批优秀的音乐老师和专家，编写了《初中音乐试用教材》《初中音乐教学参考资料》《初中音乐歌曲伴奏谱》3本音乐教材，供北京市初中3个年级试用。这是该社出版的第一套音乐教材。此后，随着国家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人音版教材又走进小学、高中，人音版教材上的歌曲，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儿童成长为祖国的栋梁。

“最多的时候，我们的教材一年能发行近1.1亿册，现在使用循环教材，每年也能发行五六千万册。”莫蕴慧说，对人的情感、情操的升华，音乐有着独特的作用，这些教材让数亿中小学生感受到了音乐艺术的美，极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启蒙、传承和普及，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走出国门，让音乐出版与国际接轨

1954年，人民音乐出版社择优出版了原万叶书店、上海音乐出版社、教育书店的《中国音乐史纲》《律学》《音乐的构成》《和声学》等百余种中外精品图书，“以中国作品为主，中外并举”的出版思路在那时就已经悄悄生根。

音乐语言无障碍，但如何让更多优美的中国旋律传入世界，人音人在积累中不断探索。看着人音版图书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们登上国际舞台，出版社与越来越多的国际音乐出版巨头建立合作，中国文化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中国音乐出版走出去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

2009年，在音乐出版界最重视的上海国际乐器展和有着书业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称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时间冲突的情况下，人音社真诚邀约德国朔特音乐出版有限公司、亨乐音乐出版社，美国海伦德音乐出版公司、阿尔弗雷德出版公司，奥地利环球音乐出版社等全球知名音乐出版社齐聚上海，参展上海国际乐器展。那一次，在48小时之内，人音社通过网络，还与德国朔特音乐出版有限公司签署了26部音乐作品的版权输出合同，这个项目后来被列入“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项目。

到现在，该社已签约一批国际知名音乐家，全球知名乐团或教学机构要求租赁其出版的曲谱，有318种图书及VCD输出到德、美、英、韩、日等国家。《中国音乐教育》《音乐研究》《钢琴艺术》和《歌唱世界》4种学术期刊在全国影响广泛——人民音乐出版社提前实现了成为“中国第一，世界一流”音乐专业出版机构的诺言，成为一家在国际音乐出版领域拥有话语权的知名出版企业。

积小成大，引领音乐出版创新发展

《羌山采风录》是一部作者自投稿的作品，由于投入大、回报难，此前已被数家出版社婉拒。“接到选题后，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其定位为重点项目，花大力气和作者一起打造，最终成为一部精品。”前社长吴斌的这番话，既透露出人音社在传承民族音乐文化上的自觉担当，也透露出人音社不惧赔钱的底气和自信。

这底气，来自出版社几十年的发展积累。“独有的音乐出版国家队的社会地位，让我们在获取政策支持、资金支持、项目支持、国际合作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有效地聚拢各种资源，在鼓励原创、挽救出版、探索转型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副社长杨伯勋说。60年来，该社累计出版各类出版物1万余种，内容包含古今中外的音乐文化成果，涉及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音乐教育各个领域。其中，《外国名歌200首》《革命歌曲大家唱》《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等一大批代表国家水平、反映时代心声的优秀出版物，唱响了时代的主旋律，也赢得了百万读者的青睐。《音乐研究》《钢琴艺术》《中国音乐教育》《歌唱世界》等期刊成为音乐学术出版的风向标，提高了我国音乐文化的传播能力与研究水平。

2002年以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成为一家拥有3社（公司）4刊的现代国有音乐出版传媒企业，在探索产业一体化、数字化、国际化的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实现了专业性与群众性、学术性与娱乐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我国音乐出版界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一方面，出版社社会效益成果显著，先后获得了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中国出版政府奖等一系列大奖；另一方面，经济效益明显增长。同比“十一五”期末，2013年该社营业收入过2亿元，增长33%；利润总额增长80%；资产总额增长64%。

60载岁月如歌。今天，一个崭新的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向我们走来。我们相信，永不满足的人音人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