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希安：回忆宋木文同志关心三联书店的一些往事

2015年10月23日上午，我随中直机关劳模休养团在丽江参观木王府，突然接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电话，告诉我宋木文同志去世了，其家属让转告我这一消息。接完电话，兴致全无，坐在长廊的木连椅上，呆呆地望着远山，心情很是悲伤，眼前的木王府隐去了，而木文老的音容笑貌却一幕幕地涌进脑际。

我和木文老“巧遇”并相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我在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任图书管理处处长。一次去广西师大出版社参加一个会议，早上起来爬坐落在广西师大院内的独秀峰，攀登路上遇到一家老小三口，但见长者步履稳健、精神抖擞，留下很深印象。下得山来坐在亭子内休息，又碰到一起，便相互攀谈起来。当得知我在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时，老者说他是吉林榆树人，是吉林老乡。我细追问，知眼前便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宋木文署长，他刚从署长位置上退下来，带爱人和孙子来桂林休养。宋老对吉林出版界很熟悉，谈到过去的一些工作，也忆及他在吉林生活工作时的一些往事。就这样，我们在独秀峰下相遇相识了。以后我在工作方面有需要木文老帮助、指导时，经常去找他，渐渐地成了他家的常客。木文老对家乡感情很深，对吉林出版方面的事情很关心，帮我们出了不少主意，也做了许多推进工作。

2005年8月，我由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任上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新来乍到，工作不摸路径，便常去找木文老求教。从多次交谈中得知，木文老对三联书店很有感情，对三联书店事业发展给予过不少帮助。这些，我都是从他忆及的一些往事中体会到的。确认三联书店员工的革命历史地位，就是木文老为三联书店做的值得铭记史册的一件大事。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版战线开始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在文革中炮制的“三十年代黑店论”，为三联书店平反，落实一大批三联书店职工革命工龄问题，是出版领域在组织战线上拨乱反正的一个突出事例。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以及后来合并成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专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进步出版机构，在我国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对参加上述单位员工计算革命工龄时，未像对新华书店那样，入党即是参加革命工作，计算革命工龄，对此，三联书店员工颇感不公，意见较大。三联老同志徐伯昕、张仲实、胡绳、黄洛峰、钱俊瑞、华应申、邵公文等曾上书中共中央书记处，但由于当时类似积案甚多，又有攀比，需要逐个审查和统筹，未能及时解决。木文老说他是从参与出版界拨乱反正工作，在批判“三十年代黑店论”过程中，较为系统地了解到三联书店的辉煌历史及其与党中央、与中央南方局、北方局有组织关系，并在同三联老同志接触中深得教益，所以由衷地愿为三联书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1983年3月15日，木文老到中组部按三联老同志的要求再做争取。听取他汇报的是中组部部务委员、老干部局局长郑伯克。郑1928年参加革命，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曾与胡乔木、周扬有党的工作关系，同左翼文化人有交往，知道生活书店许多情况，对木文老的面陈争取和三联老人的要求作了热情支持的表态。两个月后，1983年5月26日，中组部发出《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明确规定：“凡是三家书店的正式工作人员，拥护党的主张，服从组织安排（需经当时分店以上负责人证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1937年8月以前进店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7年8月三家书店受党直接领导时算起；1937年8月以后进店的，从进店之日算起。”这样，三店及其他的三联书店分布在全国约1600余人中的大多数，都满意地解决了革命工龄问题，离休后都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这件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拨乱反正的大事，对三联书店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木文老力促其成，功不可没。但忆起这件事他是那样谦虚：“起决定作用的是送到中组部决策会议上的两个重要文件，一是中共中央1949年7月18日《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肯定‘三联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一个是1982年在纪念三联书店50周年纪念大会上邓颖超、王震、邓力群、周扬的贺信和讲话，肯定3家书店‘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暴风雨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传播得更广泛、更深入’。”“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出了一些力”。由此对三联书店的革命历史地位进行了充分肯定，解决了许多三联老同志政治和生活待遇问题，所有三联人都应感念在心。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木文老在任上解决了三联重建后办公楼用地划拨和修建问题。三联书店1986年1月恢复独立建制后，一直没有自有办公用房，四处打“游击”，不利于工作和事业发展，问题反映到署里后，木文老很重视，经多方协调，将原隶属于署里的北京新华字模厂无偿划拨给三联书店建楼，并妥善地解决了相关事宜。这件事木文老对我详细说过，他说，具体事都是有关同志去协调的，但决策确实是由署务会做出的，不是哪个人的功劳，不能记个人账上，体现了上级机关对三联书店事业发展的关心。经过沈昌文等一些同志共同努力，三联书店在原字模厂的地面上建起了综合办公楼，极大地改善了办公条件，而且恢复了三联书店“前店后厂”的传统格局，楼上是编辑部，楼下则是两千多平方米的书店。目前三联所在的“美术馆东街22号”已成为文化地标，许多读者到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选书购书，三联书店事业发展有了物质上的坚实根基。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那是木文老退下来之后，他在审读《中华民国出版史》一书书稿时，发现这部书稿洋洋几十万字，却对以邹韬奋领导的进步出版事业反映较少，不仅文字少，分量也不足。这时他也听到了三联一些老同志的声音，认为这对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以及后来合并成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很不公允，应当还历史本来面目，加大分量和补充完善。为此，木文老以写信等多种方式向有关方面反映，还亲自撰文肯定三联书店在现代出版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经过木文老和一些三联老同志的努力，这部书稿得到了补充完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三联书店的历史功绩和贡献。这是对三联书店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木文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并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2009年1月，我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之后，对如何开展好三联书店的工作，木文老既给我思想上的指导，又给予许多实在的帮助。他告诫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他叮嘱我坚持三联特色，紧紧依靠全体三联人干事业；他鼓励我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辟新境界，勇攀新高峰。对我们组织的一些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木文老有请必到，他先后参加过三联书店创建80周年纪念大会、生活书店恢复设立座谈会、韬奋图书馆揭牌仪式、《读书》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会等，尽管年事已高，有时身体也不好，但他都不辞辛苦来为三联书店助力加油。他曾多次为《读书》等报刊撰文，介绍三联的革命传统，以及他对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的建议，不仅使三联人深受教育，也扩大了三联书店的品牌影响力。我在三联书店工作时，每期《店务通讯》都送木文老阅读，他看得很仔细，看完后会打电话给我，有鼓励、有鞭策，也有许多好的建言，使我受益颇多。

坐在丽江木王府的长连椅上，我呆呆地望着远山，山头翻卷着白云。木文老驾鹤西去了，但他的声音仍在我耳畔，笑容仍在我眼前。木文老虽已远行，但他刚辞世，定行不远，我要送他一程。我毅然决定改变已确定的行程，改签机票赶回北京，到八宝山给木文老送行。木文老远去了，许多出版人怀念他，得其助益的三联人也深深怀念他，怀念他为三联事业发展作出的努力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