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之：从中国出版集团的建立和发展谈中国出版的改革与进步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出版集团伴随中国出版前进脚步，取得了巨大发展，有目共睹。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变化更加快速。这是遵循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结果。中国出版集团虽只是一个集团公司，但窥豹一斑，它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它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绩，可见中国出版业改革的方向正确，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是正确的。这一切，都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支持的结果。”

中国出版改革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转眼就40年了。在这个改革历程中，我亲自经历建立和参与建设的中国出版集团也已成立16年之久。在这16年的过程中，我有颇多感想和体会。

40年中国出版业改革的突飞猛进，16年的中国出版集团建立、成长、长足发展，令人鼓舞。

这一切，都是党的领导、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结的硕果。饮水思源，更加坚定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十九大精神的信念和意志。

建设中国出版集团，是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精神的成果，也是当时国内国际的形势使然

一、我国出版业的巨大进步和显著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文化事业获得迅速发展，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文化生活空前丰富。出版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制建设、体制改革、品种规模、质量效益、人才素质、技术手段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1年，我国出版系统销售收入达694亿元（合84亿美元），在国民经济诸行业中占有一定地位。其中，图书销售收入408亿元（合50亿美元），占全球图书销售总额800亿美元的6.25%，成为世界十大图书市场之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出版大国。据统计，到2001年底，我国有史以来共出版图书260.4万种。其中，古代至1949年共出版28万种，1950年至1989年共出版95万种（年均2.44万种），1990年至2001年共出版137.4万种（年均11.45万种）。年出版量从90年代初的10万种上下跃升到15万种上下，上了一个大台阶；12年的出版总量超过有史以来至1989年的出版总量（123万种），发展速度惊人。

事业发展很快，但形势发展更快。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继续平平稳稳、安步当车地前行已经不行了。一场巨大变革在酝酿之中。

二、入世后出版面临的严峻形势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出版业的大舞台，正逐步由国内群雄竞争的态势演变成国际国内资本交互竞争的新格局。我们面前既有难得的机遇，又有严峻的挑战。应该看到，今天的文化市场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已经形成，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已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垄断地位，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产品，正在世界泛滥。因此，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实时地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对于出版业来说，抓好繁荣，多出精品，不仅是为读者多出几本好书的问题，还关系到占领中国市场和进军国际市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一代的精神文明建设，还关系到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我们应当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当时我国出版业的水平和实力还有很大差距，还远远谈不上出版强国。

第一方面，实力的差距。2001年，当我国的图书销售额为50亿美元时，在我们似乎已经是很大进步，很有成绩了，但美国为253.6亿美元，我们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2001年世界著名出版集团的销售收入，德国贝塔斯曼集团（出版部分）为85亿美元，英国培生集团为62亿美元，美国麦克劳希尔集团为46亿美元，而我们全国出版系统的总销售收入才84亿美元。这个规模只与某些国家的一个大的出版集团相当，这说明我国的出版经济总量的差距，也说明我们的出版业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

第二方面，我国出版业的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不高。在我国500多家图书出版单位、200多家音像出版单位、近百家电子出版单位中，很难说有哪一家达到了国际大型出版集团的水平；7.4万处图书发行网点，分割于不同的地域市场，全国性的出版大市场尚未形成。

第三方面，我国的出版物作为文化产品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辐射与影响程度还比较薄弱。近二十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发达的生产和营销能力，在向全球推销其文化娱乐产品的同时，也在推销他们的价值观，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反思。如果说“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已遍及全球，而我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出版产品还没有多少能够走出国门。我国出版业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弘扬民族精神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四方面，我国加入WTO之后，出版物销售市场逐渐放开，国际出版巨头虎视眈眈，原有的以国内市场为绝对主体的出版市场，必然要被国际同一的出版市场逐渐取代。不放开，一点儿不让人家进来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从总的方面说，不放开对我们自己的发展也不利。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当时在国际出版市场的竞争当中，我们尚未具备足够强大的竞争能力。

这就是当年出版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中国出版业坦然面对国内、国际形势，遵循党中央的指示，“走出去”“请进来”“奋起直追”，一股改革发展的浪潮席卷中国出版业。

中国出版集团正是在这千帆竞发的大好形势下，贯彻党中央加快改革、加速发展的指示精神，深化出版改革的产物。出版集团的试点始于1996年，中共十五大以后步伐加快。进入新世纪，2001年8月，中办国办17号文件转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2002年7月中办国办再一次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若干意见》,随后一批配套文件相继出台，对新一轮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新闻出版总署于2001年12月15日向中央报告，申请成立中国出版集团。2001年12月16日中办秘书处收到报告，旋经胡锦涛、李岚清、丁关根、吴邦国和曾庆红同志批示，同意组建成立中国出版集团。最后一位领导签出文件，是12月20日。这个报告，从报出到批准，前后只用了六天。经过这么多中央领导审批，又是这么快的速度，足见中央对出版改革的高度重视。随后，2002年4月8日，胡锦涛同志又亲自批示，要求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位副署长兼任集团党组书记、集团总裁。这一安排又一次给我们巨大震动和鞭策，我们进一步感到责任重大，期望殷切。

2002年7月，中办16号文件再次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集团化建设”，特别指出“中国出版集团要成为主业突出、实力雄厚、效益一流的出版发行基地”。作为中央文件，对于一个具体单位指名提出要求和希望，恐怕十分少见。这一切都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快出版业改革的决心，标志着中国出版业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出版集团改革历程和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没有辜负党中央、国务院的期望和关怀。中国出版集团的空前发展，又证明了党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指示的及时和正确。我们不必搜罗字句多所形容，只要平实摆出中国出版集团的几组数字，进步、发展之巨大便一目了然。

一、改革稳步前行——改革的几个阶段：

2002年4月9日，中国出版集团成立。

2004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并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等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22号）下发，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11年12月19日，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2017年8月21日，“中国出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一步一个脚印在踏实前进。

二、改革的关键环节——化学反应，融合发展

国务院批复的22号文件是党和国家关于中国出版集团向前进，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这一文件也是中国出版集团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文件同意将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同意授予对所属成员单位占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利，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以资产为纽带，对所属企业依法实行资产或股权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

这些重大措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将中国出版集团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资产为纽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国务院22号文件给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本身的权力是很大的，正是这些“权”，促进集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正是这些“权”，保障了集团几十家全国著名的出版社、发行公司的融合发展，形成航空母舰的整体实力。转制初期，根据22号文件精神，集团做了很多细致的开创性精神，特别是在加强集团单位思想与情感方面的融合，实现化学反应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第一，集团要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培养集团的新业态，首先是集团几十家本来各自为政的单位的自我整合。特别是集团中的老字号：百年老店商务、中华、荣宝斋，古稀名店三联、百科、人民美术、人民音乐等，个个响当当，羽翼丰满，名满中华。但要认同集团、融入集团，才能真正成为一只大船，一艘航空母舰，形成一支市场竞争中的巨大力量。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之初在整合和重组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香山论坛”，立足于集团本身，又邀集全国出版改革先进单位，大家坐下来，共同研讨出版改革之路。图书选题创新的思路，加强图书导向的各种措施，提高质量的重要环节，打造重大工程等方方面面，中国出版集团是强项，全国的出版社也服气。论坛一开，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改革研讨中心，其目的是整合。

大型系列丛书《中国文库》，把集团二十余家出版社几十年出版的优秀作品遴选出来，又邀集全国的近百家有规模的出版社把精品图书选送过来，先后出版5辑，500多种，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打造精品的中心，其目的是整合。

后来，集团又开创了《读者大会》的形式。中国出版集团在每次图博会期间召开《读者大会》，邀请全国的作者、读者、出版者和编辑，共同畅谈读书和读者对书的要求。中国出版集团无形中成为一个号召和引导读好书、出好书的中心，其目的也是整合。

整合的结果既增加了这个新生集团的凝聚力，加速了集团生产力的发展，也增加了集团广大群众的自豪感，而且在全国出版业中起到了中央领导期望的带头和表率作用。

第二，集团成立后，国务院22号文件授权中国出版集团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行使问题。出版单位企业化，出版企业建立集团、股份制，在全国、在当时是新事物，所以要试点。作为试点单位之一，中国出版集团率先推动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推动国务院授权中版集团经营所属成员单位的国有资产。以此为先声，各省、各部门出版集团、出版企业的政府授权经营工作渐次展开。

集团早期建立的两级法人、分级管理体制，是适合中国出版集团实际的，至今仍在发挥基本作用。集团的主要任务是：管人，管资产，定规划、目标、任务。成员单位的主要任务是：管事、管生产，是经营中心、利润中心。在这中间，不论哪一层级都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持服务大局，坚持集约化与专业化分工相结合，坚持行业领先，发挥示范、带着、表率作用。

第三，集团虽然草创初就，但由于它多年的业绩，几十年、逾百年的盛誉，得到国际出版业的认同。所以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走出去”的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成为国际出版巨头。2004年，中国出版集团即组建对外合作部，“两翼齐飞”，统筹海内、海外资源，开展国际合作，开辟走出去渠道。注重把中国出版集团打造成国际大型出版巨头。这既是集团发展的目标，又是增加集团成员荣誉感的举措。

三、服务大局，多出好书，以构建国家知识体系为目标

出版改革、成立集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多出好书”。出不来好书，“集团化”“股份制”，甚至上市公司都是瞎忙乎，没有抓住根本。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以来，出版了大批优秀图书。

《习近平讲故事》的版权输出古巴、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是最早刻录钓鱼岛主权的明代航海指南孤本；《大中华文库》汉英版、法俄阿西德日韩多语种版，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三十余家出版社联合译制，总计300余种，得到中央表彰；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已有8史相继完成，校点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立项启动，网络版先行制作；《中国文库》《世界历史文库》《中国民族百科全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民国史》《中国科技大辞典》“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中国古籍总目》等图书陆续出版。

精典的作品可以列出成百上千种，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版集团出版的图书代表了“国家出版品质”。集团以构建代表“国家标准”的国家知识体系为目标，形成了国家百科知识体系、国家语言工具书知识体系、国家古籍整理知识体系、国家文学艺术知识体系，为中国出版业做出贡献，显示出“国家队”水准。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出版集团获得了很多第一：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总数第一；以7.5%左右的图书零售市场占有率持续位居全国第一；入选中宣部、CCTV“中国好书奖”总数第一，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总数第一；在《光明日报》“年度好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好书”等重要榜单的入选数量名列全国第一；入选全国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总数第一；入选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总数第一；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版权输出总数第一。

四、经济效益成倍增长

从2002年集团成立到2017年，集团“三大财务数字”清楚可见。资产总额由2002年的46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00亿元，增加了3倍多;营业收入由2002年的24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19亿元，增加了3倍多；利润收入由2002年的1.6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0亿元左右，增加了4倍。

由于上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巨大进步，在国际国内重要评比中，集团连续进入国际国内强大企业行列：2013至2016年，连续四年入选“全球出版业50强”，其中2013年排名第14位；2014至2015年，连续两年入选“亚洲品牌500强”，位居第335位；2016年，入选“中国品牌500强”，名列第29位；2014年，首次入选“中国经济最具发展潜力企业”；2009至2016年，连续八年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排名逐步上升；2016年，被评为“中国经济新领军企业”，是出版界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饮水思源，继续前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出版集团伴随中国出版前进脚步，取得了巨大发展，有目共睹。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变化更加快速。这是遵循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结果。中国出版集团虽只是一个集团公司，但窥豹一斑，它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它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成绩，可见中国出版业改革的方向正确，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是正确的。这一切，都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支持的结果。

往事历历在目。集团成立之初，作为一个中央领导的大型出版集团，却没有办法与国务院各有关部委衔接挂钩，去联系工作时人家不认识你。于是我们请求国务院办公厅给我们发一个文件或者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和各部委认识一下。没想到国务院办公厅积极支持，不但给我们下发了文件，而且是国务院文件，文件上面用的不是国务院办公厅的印章，而是国务院的印章。

国务院的文件是2004年3月25日下发的，4月4日开始便在《新闻联播》的“整点新闻”中播放，连播三天。这是巨大的支持。

我们是新成立的一个集团，没有办公地点，虽然下面有几十家出版社，但都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没有多大实力，而且集团本部也不能“一平二调”。我们便请求有关部委划拨我们一处办公地点。当时我们也没有把握，有的同志说，你们这个想法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没想到，国家发改委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便根据国家政策规定，按照当时集团总部的人员编制，批准了建办公楼的要求。

集团的领导班子刚刚成立，尽管大家都是老出版人，决心很大，但集团毕竟是初建，大家对出版集团建设缺乏经验。这么一个班子，居然是胡锦涛同志、李岚清同志、吴邦国同志亲自审定，这是巨大的信任和关怀。

而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出现问题时，刘云山同志和中宣部领导都亲自过问，亲自出谋划策，亲自为我们排忧解难，我们心里有指望，背后有靠山。我们明白，他们的支持，是对中国出版改革的殷切期望。作为落实工作的同志，我们也必须大胆前进，夜以继日，努力拼搏。

我们的集团是党和国家政策的产物，我们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党和国家领导、支持的结果。我们肩负着中国出版改革的使命。在今后的征途中，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出版业改革的思路和举措，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更加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