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与斗争：晚清大变局中的各色人等

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既是一剂强心针又是一道催命符。因为新政，苟延残喘的大清王朝得以续命十年，但也是因为新政而产生的新知识分子及新绅士阶层，敲响了清政府覆灭的丧钟。

在这激烈动荡的时代中，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无数思想派别拔地而起，晚清史料庞杂，众说纷纭，我们阅读晚清历史，应该不仅仅关注那些名人的花边轶事，更应该关注时代巨变发生的前因后果，从而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总结经验，以便能够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变革中做出正确选择。毕竟，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清醒的人民才能成就伟大的国家，我们关注历史，同时也在塑造历史。

《晚清大变局：改革、革命与社会裂变（1901—1911）》 迟云飞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

迟云飞先生在《晚清大变局：改革、革命与社会裂变（1901—1911）》一书中，从无数史料中为我们理清脉络，记述了清末新政的起因和结果，分析了从中产生的新阶层领导的革命与改革，并讨论了新阶层中不同派别的社会背景及其争论根源。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晚清权贵们的生存状态和真实意图、新旧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细节以及封建中国旧世界坍塌的全过程。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专业视角，方便我们理解当时民众的行为选择，为我们自身的判断提供了依据。

慈禧与立宪派

“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这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在自己口述的史料中转述慈禧的原话。这个人算是慈禧的近臣，八国联军时因迎驾有功而受到慈禧宠信，民国初年曾任山东提法使。他伴随慈禧左右，经历过整个庚子事变，这句话就是慈禧在谈到决定与列强开战和仓皇出逃的情形时说的。

《慈禧太后便服像》屏，清，纵163.5厘米，横97厘米。图绘慈禧太后老年像，面相与诸多慈禧老年像一致，可见很写实。图中的慈禧皮肤细润。衣冠和佩饰则反映了晚清时后妃的服饰制度。画像描绘精细，形象逼真，真实地表现了慈禧的服饰品位，两手所戴的护指尤显突出。当年美国画家卡尔曾为慈禧绘过多幅油画像，此为其中一幅。故宫博物院藏

本书引用了这句话，因为这几乎可以看作庚子事变之后，晚清贵族集团高层对自己之前行为的一种总结。事已至此，他们终于认识到，再也无法对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变革视而不见了。

然而在清末新政的各种规制中，改革只针对组织架构的重新规划，并没有增加人民权益，连挑选出的小留学生都大多是亲贵子弟，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庚子战败的真实原因吗？并不是，封建贵族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细节，不代表他们不了解这些人的真实力量。晚清权贵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正是因为他们不会也不想与普通民众分享所有的利益。

本书详细记述了立宪派的改革措施及预备立宪的全过程，包括办厂办学、改革军制、编练新军、争取司法独立、设立议会等，读者可以看到清政府做出的种种努力，其中不乏切实可行的举措，很多机构的设立也成为民国时期政治制度体系的基础。可这些举措的目的并不是拯救国家于危难，而是为了维护清政府旗人贵族的统治，执行起来一旦遭遇旗人抵抗，便会偃旗息鼓。

但打开的国门无法再次封闭，即便是亲贵子弟，在走出国门接纳新思想之后，也会变成新知识分子。随着留学生不断增加，接受西方思想的新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然而不彻底的改革让这些人无论是在社会体系还是在权力体系中，都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于是，这些有一定旧贵族背景的新知识分子自然成为改革的主力。严格来说，清末新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曾经让这些新知识分子心生希望，然而随着改革政策的陆续出台，他们逐渐认清了清末最高统治阶层的真实意图。于是，革命势在必行。

革命爆发以后，由编练新军而催生出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倒戈革命，昔日的晚清重臣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孙中山会面，共同为晚清政府画上了休止符。

孙中山对未来的设想

率先拉起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同盟会骨干甚至普通会员的社会背景与兴中会明显不同。除了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外，原来与孙中山共事的兴中会的密谋者在同盟会中大多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内地出身的新政中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充当了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这决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干超过了原来兴中会的骨干，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出身背景更能得到广大的新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的认同。

以上是本书对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社会背景的部分讨论，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晚清剧变并非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孙中山以及最初的革命党人并非资产阶级出身。

书中用大量篇幅记述了孙中山的个人成长经历，从中可以判断出孙中山是典型的底层知识分子代表，幼时即开始接受西方教育，早期他的中文造诣远远比不上英文，且并无从事工商事业的经历。兴中会建立之初，与他共同起事的也大多是与他社会背景相似的人。

然而从兴中会、华兴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读者可以看到，像宋教仁一样，接受过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又在新政中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因为这些人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容易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这就引出了几乎在所有革命初期都会产生的矛盾——道路方向选择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孙中山与宋教仁之间关于未来应实行何种制度的争论。

本书认为，在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理论三民主义中，孙宋二人的争论主要集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上。二人在民族主义上的分歧尚小，目标都是推翻现有政权建立民族国家。但由于二人的教育和生活背景截然不同，孙中山更倾向于反清，而宋教仁则更倾向于反帝。这种意识上的分歧在早期可以调和，二人的真正矛盾是在国体制度建设方面。

孙中山和宋教仁都是共和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但二者略有不同。在清帝退位之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由于宋教仁一直坚持政党内阁制，积极改组国民党参政，希图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也就为日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袁世凯蚕食革命

“但是中国的社会不是西方的社会，中国的人民不是西方的人民，甚至中国的精英也不是西方的精英，这注定了宋教仁的悲剧命运。”书中这句话的内涵，即便放在当下，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在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同盟会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数次会面中，他们都对袁世凯有所警惕，却又都带有知识分子的天真。“他们既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从而免除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又担心袁世凯不遵守共和原则。”这种对袁世凯真实目的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书中记录，孙中山的主要目的是反清，清帝退位后他认为事将功成，在数次与袁世凯会面后，终于确定“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民国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他觉得，只要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自己坐不坐总统都无所谓。

而黄兴则比孙中山要清醒得多，虽然在初次与袁世凯见面后，他称赞“袁公确英杰，民国第一流人物”，但无论是在“张振武案”事发之后，还是在宋教仁组织国民党的过程中，他都对袁世凯心存警惕。书中列举事实，证明他曾经数次劝说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试图用国民党来改造北洋派，力求一致对外。可是袁世凯最终并未加入国民党，而是在其中安插了诸多亲信，这加深了黄兴对袁世凯的不信任感。

宋教仁则对袁世凯的态度一直审而慎之，“宋教仁则认为，袁世凯推行专制独裁，应该竭力抵制。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既是宋教仁的理想，又是他用来限制袁世凯的武器。”为此，宋教仁积极组织国民党，为日后实行政党政治、限制总统权力、维护革命成果做准备。

“在当时的中国，最善于选举运作的，就是宋教仁和他的国民党同志，再加上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是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功臣，因此，到1913年初，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他还试图联合部分共产党人，建立更广泛更有力的进步团体，来限制未来大总统的权力，当时声势之大以致当时社会上有传言说，宋教仁要在正式选举时，用黎元洪代替袁世凯。这引发了袁世凯的嫉恨，终于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身亡。

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回上海，当晚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解决宋教仁被杀案的策略。图为孙中山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在黄兴寓所合影。

在本书中，作者迟云飞先生以极其冷静的学术笔触，讨论了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的全过程。清权贵的挣扎，革命党人的希冀，以及野心家们对权力的渴望，一一被如实呈现。作者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看到时代发展的潮流。时代大浪淘沙，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个人和群体除了渐渐消亡别无他路，清廷如是，登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亦如是。

书中描述的时代剧变无疑是惨烈的，如何从这惨烈中以史为鉴，看清事实真相，并做出正确判断？这才是读者真正应该收获的内容。在和平的当代中国，如晚清大变局一般的时代动荡自然难以重演，但阅读复杂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明白因果逻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便于我们在飞速的时代前进中做出判断，从而做出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