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惠芬近日出版了她的新作长篇纪实文学《生死十日谈》。孙惠芬根据心理学研究课题小组接触的中国农村自杀的现象，真实描绘记述了当下农民面临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该书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即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我无法逃避
孙惠芬在最初加入这个专业的医学研究小组时有过犹豫，“我很难跨出这一步”，因为“跨过知天命之年这个门槛之后，我不再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我对死亡很恐惧，我不想去”。
说服孙惠芬的，是一长串名单：“从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五年时间，翁古城地区自杀死亡名册上，就有五百多例。这个数字最初撞入眼帘，不由得为之震惊。”
孙惠芬跟随她的好友，滨城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贾树华来到庄河的乡村里进行“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这是一个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一同去的还有贾树华的五个研究生。
出于某些考虑，孙惠芬把这篇纪实文学的具体发生地点隐去了，但是读过整本书就不难发现，她在书中提到过这是生养她的“家乡”。书中故事的发生地“翁古城”是“滨城”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稍微一查作者的家乡，便推测出这里的“滨城”就是大连、“翁古城”就是庄河。
大连大学教授李小江认为，《生死十日谈》的写作对孙惠芬的生活态度有重大影响。孙惠芬在庄河西山湖畔同李小江的“元宵节访谈”中说：“我原来一直很忧郁，总在无病呻吟。如果早两年，我写不了这书。”
在写作中孙惠芬意识到：自杀就像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对人性的困惑，对中国农民精神状态的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不是传统小说的写法
《生死十日谈》的上架类型中写着“长篇小说”，但绝大多数书评人都称之为“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孙惠芬有意选取“十日谈”这样一种故事类文学写法，她承认“这个确实不是传统小说的写法”。
孙惠芬在序言中写道：“这些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名字醒目。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边人很少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陈福民也肯定了这种写作思路，“对于个人、对于艺术、对于小说创造的这种责任的一种态度，好于很多表面上坚持着虚构的写作，很文艺的虚假经验的作品。”
李小江却坚持故事是虚构的：“故事取材是真实的，开头和结尾即作者的进入和退出也是真实的，但整个故事确属虚构。孙惠芬营造访谈现场甚至亲临现场，造成一个非虚构的假象，试图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展示艺术通达真理的非凡能力。”
著名作家李敬泽指出了这种虚构背后的真实：“我想我们所有人看了都会为之震撼，都会无法释怀，都会觉得这是农民生活中一个很深的、慢性的、长期在溃烂的伤口。它也涉及很多精神问题，值得我们严肃对待和深思的。这样一部书，不仅仅限于文学。”
每个人都在自我救赎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底层、关注故乡的作家，孙惠芬的《上塘书》关注辽南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及价值感的丧失，影响很大的《民工》讲述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遭遇，以及这个阶层在城市文化氛围中的压抑和自尊。
孙惠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困苦如影随形，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这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上。”
李小江说：“《秉德女人》之后，孙惠芬的创作又一次陷落低谷。这次不是因为‘城乡之间’，而是生死较量。家人家事，红喜白丧，逼迫她直面现实生活乃至生命本身，让她重返故乡。”
作家周立民在书评《艰难的阅读》中写道：“《生死十日谈》里讲述的那些故事，无不指向自杀者的精神世界，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细微又丰富的世界存在，他们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在那个卑微的人不足以左右自己命运的时候，他最后一搏就是自己的生命。”
这其中各种故事，以及从这些“自杀访谈”中渗透出的社会问题，包括土地流转、农民居所进城精神不进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区别、依托大城市的卫星园区的发展去向、乡村大学生进城与回乡、农村留守老人、乡村的婚姻与家庭关系、乡村宗教问题等，“十日何谈尽？”“写完了，我的心很静。”孙惠芬说：“我看到被访的人，那些活着的人怎么继续往前走，死的人为什么而死。我看到他们的尊严，他们的高贵。我们常常讲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尊严，没有高贵的情感，但是我在这些人身上发现了高贵的情感。”
孙惠芬，大连庄河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等。其中，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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