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最近推出两本“原创”新书：《做书》和《清华园里的咏叹调》。前者介绍他经手两三千本图书的感悟与经验；后者记述了一些人和书背后的故事，比如杨振宁、韦君宜，以及傅高义。
之所以说“原创”，是相对李昕出版家的身份而言。他从事做书33年，职业生涯都是在“为人作嫁”——出别人的书。现在他出自己的书，将自己宝贵的出版经验和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娓娓道来。
李昕已从北京三联书店退休，现被商务印书馆聘为顾问和策划人。上月底，长江日报读+周刊记者赶赴北京，在商务印书馆里对他面对面进行了釆访。
竞夺《邓小平时代》版权
担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引以为豪的一大战果是竞得了《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大陆版权。
当时傅高义将这部著作的中文版权委托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大陆有30多家出版社加入版权争夺大战。“这本书致力于解读时代历史变局，探讨邓小平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中国人和世界历史的走向，有一个很积极的主题，三联书店从上到下志在必得”。李昕他们成立了专门团队，责任编辑赶写了一份1万多字的策划报告，火速寄往香港。
经过第一轮争夺，5家出版社进入第二轮竞争。对方让他们另写一份编辑设想，集中回答傅高义感兴趣的问题。于是他们又写了大约1万字，用了7页纸。“有的出版社写了40页纸。”李昕笑道。
第三轮竞争，只剩下三联书店和上海一家出版社，后者出版过《江泽民传》。
根据安排，李昕和责任编辑叶彤飞往香港，接受傅高义的“面试”。李昕要说的话很多，为了不遗漏，他把谈话提纲写在纸上。
最后的谈判结果让李昕喜出望外。他准备的话大部分还没说出口，傅高义就站起身说：“我已经做出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
“我们报的首印数可能不及对手，但我想傅高义最在意的不是版税收入高低，他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读到他的书。我们的专业素质赢得了傅高义的信任。当然，我们的策略和诚意也起到了巨大作用。”
李昕透露，《邓小平时代》最终卖出88万本，并获得各种评奖16次，影响力超过同期另一本书——基辛格的《论中国》。
人生唯愿做图书编辑
上大学前，李昕在东北待了近10年，1982年从武汉大学毕业时已经30岁。大学方面希望他留校，教外国文学，一年后送美国留学，有“各种许诺”。但是李昕考虑到自己的父母都已年近70岁，还是选择回北京。
“当时有很多用人单位供我选择，公务员、新闻、出版、科研、大学全都有，可是吧，我觉得自己做学问可能有欠缺，当作家、记者，写作能力跟同学方方、王家新没法比，我的才华根本就不够”，所以他决定做图书编辑。
李昕对自己有清醒的判断。这种敏感而审慎的判断力跟随他整个职业生涯。他的第一个选择，是去人民文学出版社。1年当上理论组组长，3年后成为编辑部副主任，6年后“扶正”。在当时整个新闻出版署直属的十几间出版社范围内，他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
“无论是从当官的角度，还是从发财的角度，我都失去了一些机会，但是我并不后悔。”作为一个编辑，李昕自认自己的人生算是比较成功的。“我一辈子经手策划、责编、复审、终审图书加在一起，恐怕有两三千本，这些书不但没有坏书，而且被人称为好书的非常多，比例非常高。”
慧眼发掘李敖
李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香港三联8年，北京三联11年。33年里他一直没有离开做书这个行当。
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接触到王蒙等作家、学者。他策划过一套《百家文论新著》丛书，推动理论争鸣。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我国文学类的最高级出版社，能在这间出版社出一本书实际上就是给这个作家、学者定了位。“某省一个作家在人民文学出了一本书，回去在他那个省就能当上作协副主席，这几乎成了文坛铁律”。因此李昕深知，作为编辑，出谁的，不出谁的，特别重要，“一碗水要端平”。
1989年3月，李昕把李敖《独白下的传统》和《传统下的独白》两本书合成一册出版。这是李敖的两本代表作，发行大概有20万册，大陆读者认识李敖，就是从这本书开始。后来李昕又继续出过《李敖自传回忆录》、《北京法源寺》、《李敖情书集》等。
他和李敖保持了大概二十多年的关系。2013年底，李昕带着三联的两个编辑到台北去参加书展，顺道到李敖家里坐坐。李敖把他们带到了他书房的一角，“你们看”，那些书，一字摆开，大概有十二三本，全是李昕给李敖编的书，他摆在那里让人们欣赏。
“那场面把两个编辑吓一跳，他们没有想到我给李敖编过这么多书。”
【访谈】
出版社和作者不能光讲“以文会友”
记者：你跟杨绛、傅高义、杨振宁、王蒙、王鼎钧、金庸、李敖、李泽厚等名家打过交道，跟他们很多人成了好朋友。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昕：我们原来常用一句话，以文会友。可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光讲以文会友远远不够，你想跟作者交朋友，作者也不一定愿意跟你交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商业合作关系，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
你要懂得各种商业模式，要学会和作者在商业合作中考虑双方的利益，懂得要关照作者的利益，尊重作者、理解作者，从作者的困难出发，给予他们切实的关照。这时你才可以跟作者交成朋友，争取主动，取得作者的合作，拿到一个版权。
记者：现在很多出版社喜欢傍名人，无视新人新作。你是怎么权衡的？
李昕：说到傍名人，有些出版社专走这个路子。出名人的书，一般来说市场反映会好一些，出版社要盈利，这么做无可厚非。但我以为新人新作也不一定就有很高的市场风险。名人也是从新人发展来的嘛。
我记得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推动过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的出版。大家知道，杨义现在是著作等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可是他出版那套书时只是个刚毕业的研究生，三十几岁。他花了大概5年时间写出第一卷小说史，50万字。后面还有两卷。这么一个年轻人，要在最高殿堂出一套150万字的文学史，是没有先例的。但看了稿子以后，我和几位编辑都认为水平很高。我们最终促成了这书的出版，而且使它进入高校，成了教材。当然经济效益也不错。
对新人新作的发掘，总要有人做。只要作品抓对了，符合市场和读者的需求，我们就会去做。关键还是作品要过硬。
有些书再赚钱也要放弃
记者：三联出了很多知识性的、思想性的、学术性的书，都很有品位，它们的市场回报如何？
李昕：在中国，你只要把好书印出来，哪怕只有5000本，你能好生卖出去，就会赚钱。中国的市场太大了，知识分子群体、读书人，不管在哪个领域，在什么专业、学科，都有不小的基数，只要你编的书在这个领域是拔尖的作品，就不用担心市场不接受。很多书在中国是小众书，放到别的小国家，市场比他们的大众书还大。所以我说，中国的出版人其实很幸福。因此只要好好做，做有价值的书，就会有适当的回报。
当然出版行业不是一个高利润行业，一个人要是为了赚大钱而投身这个行业，不如趁早去干点别的。
记者：若有一本书，你预见它能获得高利润，但没什么知识营养，出还是不出？
李昕：如果没有知识营养，坚决不能出。前几年有一本书被点名，被禁止出版，叫作《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作者叫张悟本，当时大红大紫，卖了150万册。那肯定是高利润了。家里人买了一本拿给我看，我只翻了一下就发现硬伤太多。最简单的例证就是，书里告诉你所有的病都应该喝绿豆汤，吃生拌茄子，就凭这一条你敢出这书吗？另外书里讲高血压不能吃西医开的药，越吃越坏，因为降压药都是扩张血管的，导致血管硬化。事实上正好相反，高血压不吃药控制最容易导致血管硬化。这样的书纵使大卖我们也是不能出的。
记者：有没有到手了的潜力书，却被你们放弃的？
李昕：林青霞的散文集《窗里窗外》，原准备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同时出版，书中一部分稿子提前两三年就到了我手里，但是最后我们没出。什么原因呢，我其实还是很看好林青霞的散文的，她写到这种程度不容易，但是她提出了一个特别要求：她的书一定要采用电影美术设计师张叔平的装帧设计。我看到设计稿后很失望：字排得过大，稀稀拉拉，每面排的文字不一样多，每面上的文字行数也不一样多，不像是在排散文，倒像是在排海报。我们最终放弃了出版这书，把机会让国内另一家出版社。后者采用高定价、低折扣的营销策略，此书大卖10万册，但是我不后悔。
记者：迎合市场和坚持高品位如何兼顾？
李昕：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是不是荒腔走板，是不是改弦易辙，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这几年三联其实有变化，比过去更贴近市场了，但读者默默接受了三联的变化，因为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守住了品质、品位和品格。我们出版的高居翰、沟口雄三、李泽厚、曹聚仁、徐铸成、张光直、陈乐民、陈来、李零、钱理群、陈平原等，都是成系列地出。同时我们也出了很多中青年作家的新锐著作。
对于学术著作，我们追求既是学术，还要有思想价值，强调要有新意。对于大众读物，我们重视的是内容和质量。
有激情的“做嫁衣者”
记者：在你的记忆中，哪些出版同行对你有过深刻影响？
李昕：那太多了，我可以开列很长的名单。我在不少场合介绍过一个叫高贤均的出版家，他生前是人文社编辑，最后做到副总编。当年就是他从陈忠实家里背走了《白鹿原》厚厚的书稿，在差旅途中一气读完，给陈忠实写出热情洋溢的回信。
他编了很多小说，毕生对好作品具有高度的敏感和激情。我记得徐贵祥最早写《历史的天空》，被两家出版社退了稿，人文社两个编辑也不看好，稿子最后到了高贤均手上，他看完之后给徐贵祥打电话，“请你来，我要跟你面谈。”徐贵祥来到他的办公室，只见他“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双手舞动着讲了一个多小时”。《历史的天空》后来获得很多大奖，高贤均肺癌晚期仍坚持去给徐贵祥“站台”。
像高贤均这样的好编辑，这样富有激情的“做嫁衣者”，我一想起来就掉眼泪。我们的文化发展就是这样的默默的幕后推手在推动的。
记者：你从香港三联书店出来时，有机会去深圳一家公司，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三联？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做书？
李昕：我在不少场合都说过，我是一个平庸的中品之才。我在大学毕业时就有过较多的职业选择，之后又面临过几次“诱惑”，但最终都选择了做书。三联是一家名气很大、品牌很大，但规模实际很小的出版社，2005年时我到三联时编辑部只有19个编辑，直到2008年都只有20几个编辑，直到最近几年发展到50多人。但三联是一个极好的工作平台，它有很好的传统，在这里编好书有很多有利条件。
上海三联的黄韬说，三联人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某种特质，某种气息。我觉得这是一种知识的气息，文化的气息吧。我喜欢这种书卷带来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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