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中国之镜”50年

英文里有一句极普通的谚语：The best mirror is an old friend（老朋友是最好的镜子）。对经历过太多曲折磨难的当代中国来说，两个月后就年届83岁的哈佛学者傅高义，似乎正是这样一面“镜子”。

2013年新年伊始，《邓小平时代》在内地一纸风行，不少国人才开始认识它的作者——那位中文名字很有儒家气息，又能说一口地道普通话的美国老头儿。

其实，傅高义“观照”中国已整整50个年头。近20年来，他煌煌140万言的三本相关专著相继译成中文与大陆读者见面，《邓小平时代》只是“三部曲”中最新一曲。

旁观者清

今年4月初，傅高义又一次来到他情有独钟的广州。面对当地一所知名高校数以千计热情而好奇的学子，他如此袒露自己多年的治学心得：“俗话说‘旁观者清’，我个人不一定很‘清’，但可以客观地谈谈（中国的）问题。”

50年前，即1963年夏天，刚过“而立之年”的傅高义，来到香港，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一河之隔的广东，以及这个南方省份背后庞大而神秘的“共产党中国”。此前两三年，已拿到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他，经哈佛中国研究领导者费正清安排，专门学习了中文以及中国历史、社会、政治。

那个年代的美国，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高潮虽过，但余威犹在，连素称学术自由的美国大学里，也对开设任何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的课程深怀顾虑，更遑论深入了解与分析。以费正清为首的少数资深学人决心打破这一僵局，选拔少数青年才俊加以培训，组成有力的中国研究团队。傅高义后来回忆说，当年“我们的规模虽小，但在培养人才方面，很类似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历史语境”。

1949年后，几乎没有西方人尤其是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访客获准进入中国大陆，香港成了外部世界“窥视”当时中国的最佳地点。与那时候聚集在港试图报道“大跃进”失败消息的美国报刊记者，以及“潜伏”多时搜集对手情报的美方特工人员不同，傅高义及他所属的学术团队，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早地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将逐步展开，学者们不想抵制中国的发展，而是准备与它更好地交流。

关于那段难忘的“香江岁月”，还有一个小小的花絮：尽管香港通行广东话，在大量的日常访谈中，普通话不太管用，但傅高义意识到，后者是全中国通行的语言，它将会比广东话更有用处，因此他一直花工夫操练并努力用以自行采访。作为善于学习的犹太人后裔，他的确精明而富有远见。

二十年后

1969年，他所写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问世，书名是《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近40年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其38万字的中译本得以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行。

在应邀为这本“旧作”写序时，已不再是风华正茂的傅高义，第一反应是“惊讶于书中自己竟能对广东有如此深入的了解”。也难怪他自我感觉如此良好，尽管书中所述，只是作为广东省会的广州一地20年间的种种人和事，却大体上能够准确而生动地折射出，同时期那个躁动不安乃至翻天覆地的中国的样貌，对一系列“运动”，如土地改革、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及反右斗争等等，都有客观而冷静的描述与分析。

要知道，此书完成时的1969年，正是神州大地上“极左”政治狂热达到巅峰之年，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亿万民众所搭乘的所谓“巨轮”，正漫无目标地驶入凶险无比的海域的中国有识之士，也不过凤毛麟角而已。

包括广东人在内的大多数普通大陆民众，最近几年才有机会读到傅高义对当代中国早期发展轨迹直言不讳的记录与评价。但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率先走出国门的广东省开明官员们，很快就注意到，已经誉满国际学界的这位哈佛学者，对他们管理下的这片土地，曾有过极为贴近而精确的了解。

于是，1987年，经广东省经委主任杨迈出面邀请，傅高义夫妇（其妻子艾秀慈是一位懂粤语的社会学家）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广东行。他们走访了广东全部14个地区级单位以及三大经济特区，走遍100个县中的70多个，面对面采访了其中30多位县级官员。

值得强调的是，当杨迈头一次提出采访邀请时，傅高义以一贯的坦率回应道，埃德加·斯诺去延安时是一名记者，他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泽东在做的事情，但作为学者，我的工作是向人们提供不偏不倚的描述，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他还坚持，除了广东方面提供采访方便及必要的参考资料外，全部采访费用由其自行承担，他要让外界清楚，此项研究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资助。杨迈对此表示理解，并说相信一个外国人对广东的实况做出客观报道，将有助于改善本地的投资气候。

学人情怀

傅高义曾总结了他研究和书写“邓小平时代”的优势所在。其一，便是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与中国超过半个世纪的特殊渊源。

大约80年前，即1932年初，年方25岁的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费正清，自欧洲乘船东行，经香港抵达上海，开始了他“发现中国”的漫长生涯。1955年，在中美之间因朝鲜战争及美苏冷战关系跌至冰点之际，费正清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建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创了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领域。1972年5月，中美之间的坚冰刚刚融化，费正清夫妇收到老朋友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后，重返中国作了为期六周的参观访问。1982年，费正清写了一本《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中译名《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回顾了他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

如今傅高义接过衣钵。早在老师费正清故地重游的第二年，傅高义本人得到机会随美国科学代表团一起首次访华。他特地跑到在报刊资料上和受访对象那里早已熟知的广州小住了几天，尽管还要等上若干年，他才获准到那里进行实地采访和调查。

几乎与此同时，《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伊·卡恩也怀着兴奋而好奇的心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正好出了一本新书《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费正清夫妇是他写作时重要的访谈对象之一。

伊·卡恩所关注的人物，是中国抗战及国共内战期间，倾向于同情中共的一批年轻美国驻华外交人员。20世纪50年代，他们与费正清等学者一样，被扣上“亲共”帽子，打入另册，承受巨大压力和不公。

如今，美国早已不见视“中国通”和中国研究专家们为异类的现象了。而在国际学界享有“中国先生”声誉的傅高义，却未必能料到，在他毕生关切的中国，遇到了另一种尴尬。他的最新作品，因为涉及某些特定的当代政治事件及人物时，并作出了较为“温和”的评述和解释，而为一部分读者所批评，其中不乏“为不合理现实辩护”之类的激烈言辞。即便在他得到最多尊重和景仰的广州，同样如此。

学术取向，见仁见智，但学人情怀，却始终如一。在傅高义为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中译本写的序言里，有一句话或许可以表白他50年来的心迹：

“尽管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的诸多问题，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些研究过中国的外国人当中，大部分都非常希望成为中国人的朋友。他们在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机会之前的经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