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诗的时代营造浪漫的诗意

陈之藩先生是老派人物——我所说的老派人物，既包涵着一种独立、高洁的理想的传统人格，也是指陈先生的文学创作——他的文字充满优雅、温婉的古典韵致自不待言，同时又极富现代感，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众所周知，陈先生以科学家名世，而他的散文则打通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界限，态度是科学的，文字却是审美的，他以科学的态度和审美的文字，将说理与言情融为一体。诚如《万古云霄》的编选者童元方教授所评价的那样：“不论他是写科学论文，还是一般的散文，其实都是在作诗。人皆以为陈氏以科学家的身份写散文是一令人惊讶的事，好像科学与人文互不相干。实则他是以两种工具在觅句。”

陈先生是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科学家，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文学者——针对于前者，他对西方的自由与民主制度感同身受，对开放与包容的普世价值有着高度的认同；针对于后者，他既有中国古典文学扎实的基本功，又曾经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涵咏与感悟。正因为陈先生“两脚踏中西文化”，他的文字才在深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同时，却又沾染了欧美散文明快、轻灵的文风。身为老派人物的陈先生自有温文尔雅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之时，他评说“革命”与“保守”，坦承自己是个“最讨厌革命的人”，反觉得保守的态度，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所谓“保守你认为有价值的，不保守你认为无价值的”，可谓切中文化激进论者的弊端。他评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说乌托邦社会“当其始也，是想把人间建成为十全十美的天堂；及其终也，却把人间糟蹋成不折不扣的地狱”，其实质与其说是对极权主义开火进攻，不如说是对机械文明的冷言嘲讽，也同样称得上目光如炬、言简意赅。

身为科学家，陈先生不仅与那些卓有建树的科学家们多有交往，同时也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界的逸闻轶事熟稔于心，他将自己对这些人与事的观感和印象形之于笔墨，回顾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还原诸多灵动幽微的细节，写来尤觉得趣。陈先生以为，写人如雕刻，往往只能描画出一个人平面的影子，却很难写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而陈先生写人，则力求参透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写出自己对他们的理解与认识，既要写出十分之一水面上的冰山的尖如何高耸与晶莹，也要写出水面之下十分之九冰山的底如何深入与庞大。他的写作手法，则以“跳跃式思考”和“跳跃式语言”相互结合，显示出一种机动灵变的思维特征。比如《紫气东来》一文，主要人物是杨振宁，却从李欧梵的演讲一路写来，写及相关的怀特、牛顿、曾国藩、李鸿章、张爱玲等人，不仅涉及的当事人众多，而且牵涉的背景知识也非常复杂，但其中仍有一条主线可循，不管是侧看成峰，抑或是横看成岭，均能见出笔下人物最为独特的一面。

陈先生是科学家，他知道科学的局限在哪里，也明白科学之于人类的生活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陈先生是人文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手段高明无补于目的茫然，所以他力求以文字来传达自己的人文关怀。陈先生以为，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无诗的时代，“伤春悲秋固无以名状，而天翻地覆也不会形容”，纵然时代再进步，科技再发达，却依然无法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和心灵痼疾。陈先生之所以跨越科学与人文，就是为了在科学的语言与人文的语言之间，寻找一条相互兼容的途径，为科学注入人文精神，为人文注入科学方法，既能够在物质的层面上为人类提供便利，又可以在精神的层面上为人类寻求慰藉——以“纵浪大化之中”的散文语言，为这个无诗的时代营造出些许浪漫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