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史学者昝涛谈新奥斯曼主义的启示

2014年4月，身穿奥斯曼帝国时代服装的土耳其人纪念加里波第战役99周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是国内少数几位土耳其史学者，长期关注土耳其和中东的历史、现状，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也是国内少数直接使用土耳其文献创作的土耳其史著作。这几年，土耳其成为中国游客的旅行热门目的地，土耳其国内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高铁线由中国修建，但普通中国人甚至知识分子对土耳其的认识依然是陌生的，对土耳其历史的理解更多照搬西方。

11月3日，昝涛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名为“帝国与族性：新奥斯曼主义的启示”的讲座，他从奥斯曼帝国兴起开始，一直讲到当代土耳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以及当代土耳其在世界格局中政治选择的历史源头。

伊斯兰化有利于民族融合

奥斯曼也许是历史上名声最响的帝王之一了，他的名字成为土耳其帝国的国号延续了600多年，这个庞大的帝国地跨亚非欧三大洲，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帝国之一。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本居住在中亚阿姆河流域，是突厥人的一支。13世纪，蒙古人向西扩张，迫使他们西进。1299年，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同拜占庭帝国接壤的地区，奥斯曼率部族宣布独立，是为奥斯曼帝国的源头。自奥斯曼开始，经过大概10代苏丹强盛起来。

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征服了伊朗，借由伊朗往东北也到达了新疆，整个伊斯兰化的过程持续到15世纪，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在10-11世纪。

昝涛认为，伊斯兰化和突厥化造成了欧亚历史上的重大转变，从中国的西部到土耳其，大量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这些地区的人，讲的都是阿尔泰语系下突厥语族的不同方言，土耳其语是其中重要的方言。

欧亚历史，从奥斯曼帝国到伊朗萨法维王朝、南亚莫卧儿王朝、帖木儿王国，都具有浓厚的突厥背景。昝涛认为，伊斯兰化有利于促进部落整合和民族融合，“过去，由于不同部落和政权，很难实现整合，尤其是信仰不一样的时候。现在大家都信仰伊斯兰教。学术界的观点是，欧亚大陆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同时进行相互促进的。”

昝涛将奥斯曼帝国的没落与清帝国进行了类比，“在那个历史阶段，亚洲的东西两端，东边有清王朝，西边有奥斯曼，一个东亚病夫，一个西亚病夫。今天我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背负着完整的旧王朝帝国遗产，而土耳其只是心理上背负着，实际上是没有的。奥斯曼土耳其，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感受到西方压力，尤其是来自北方的沙俄的压力，使它步步倒退。”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民族主义思潮涌现（抑或说二者是相辅相成），“比如巴尔干地区，他们不认为奥斯曼统治时候是好的，而是觉得很悲惨。”昝涛说，但实际上，当时地区的经济是在增长的，奥斯曼帝国不是严格中央集权国家，是有相对松散自治传统的国家，这个自治制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异教徒的“米勒特制”，“也就是异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你可以接受我的保护可以安宁生活，但要交税。”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首先是由于基督教民族国家的独立，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中东欧基督教国家，最早独立的是希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使得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剧烈收缩。在巴尔干有大量穆斯林作为异教徒被驱逐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也想改革，这就是奥斯曼主义出现的背景。奥斯曼的第一部宪法在1876年出现，但这部讲公民平等的宪法没有付诸实施，“奥斯曼土耳其人想通过宪法搞一个国族概念，大家都是奥斯曼人，大家都平等。”这也是奥斯曼主义的核心内容，“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昝涛说，奥斯曼主义在挽救帝国中失败了，这样的失败有其内外部原因。

1916年阿拉伯人起义，同时阿拉伯人穆斯林也离开了奥斯曼帝国，主张复兴突厥民族的泛突厥主义兴起，昝涛说，泛突厥主义随着凯末尔革命的胜利而收缩，“凯末尔是现实主义者，他搞革命成功，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他的国家理想就是安纳托利亚，而不是整个突厥世界。”凯末尔建立了现代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确定了土耳其的边界，昝涛说，土耳其一国一族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凯末尔认为西边的东正教，东边的阿拉伯人都离开了，剩下的都是土耳其人，因此把土耳其叫做国家的名字。”“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名字有了种族的含义，带来的麻烦就是，国民是谁？“打个比方，假设把中国叫做汉国，国民叫做汉人，肯定很多人不答应。土耳其就面临这个问题，国民和国家名字强力合一了，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库尔德人（编者注：源于西亚库尔德地区的游牧民族，与突厥人不同，库尔德属于欧罗巴人种）问题。”对土耳其人来说，库尔德人没有了，在他们看来，所有穆斯林在这块土地上都是土耳其人（编者注：土耳其的语源就是突厥）。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设形成了很大挑战。

“新奥斯曼主义”的兴起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进行了西化改革，使土耳其成为了一个现代化世俗国家。他的继任者也坚持了凯末尔的道路。冷战期间土耳其是北约主要成员，它自认为是西方阵营一员，可冷战结束后却日益边缘化。冷战结束后，新的历史版图展现在世界面前。昝涛说，“欧洲向一体化快速地迈进，土耳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是成员之一，但它最后发现这是基督教国家的俱乐部。所以在1980年代，冷战还没结束之前，土耳其就兴起了"新奥斯曼主义"。”

“当时土耳其的很多东西都是美式的，最好的大学是美国人建的，如中东技术大学、博斯普鲁斯大学。”昝涛举了一个例子，“我所在的中东技术大学，我舍友就神秘地指着我每天带在身边的校园地图说这个地图上的建筑布局怎么样？原来像是一把手枪，枪口正对着莫斯科呢。这所大学是美国援建的，却是土耳其共产党的大本营。”

昝涛认为，土耳其建国八十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

1983年以前，土耳其总统厄扎尔上台之前，大量的精英都是凯末尔党人，他们受西方影响很大。冷战后，土耳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化。“全球化的到来对土耳其的影响是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前是国有企业人员掌握国家命运，但现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小城镇市民的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兴起了，尤其是中小企业主，他们通过选举不断进入政治。”

凯末尔党人背负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包袱，相比之下，从基层起来代表草根的伊斯兰政党没有包袱。昝涛认为，他们要反思凯末尔党人反对的奥斯曼帝国，“新奥斯曼主义兴起的背景就是土耳其民族国家解决国内问题捉襟见肘，人们开始反思奥斯曼帝国也有优点。到2002年正发党上台后，把库尔德问题作为解决土耳其民主进程的突破口，摆脱一族一国的思维方式，至少现在说自己是库尔德人不再违法。”

昝涛举了正发党主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2006年的一个重要讲话，“我们国家讲土耳其共和国，我们都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在这个共同之下，每个人说自己是土耳其人、说自己是库尔德人为什么不可以？”

在昝涛看来，新奥斯曼主义就是重新反思奥斯曼主义的思潮，厄扎尔作为土耳其第一代代表中小企业的平民总统说，“我们不能只看欧洲和西方，以至于我们在穆斯林世界里压根没什么软实力。”

受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土耳其在很多问题上不再随西方国家亦步亦趋，比如调停伊朗核问题、21世纪伊拉克战争、“伊斯兰国”问题，土耳其都很“暧昧”，以至于被说成“不是合格北约成员”而是“兼职成员” 。

“土耳其自此不再忽视周边、不跟着西方。”但昝涛的观点是，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只是向东看，他认为，东西兼顾的战略定位是由土耳其自身的地缘位置和国家利益决定的；“向东看”从来都没有以牺牲亲西方为代价,在土耳其政治家看来,“向东看”反而有利于其与西方的靠近,这是一种以东促西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