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与元首

据说，在某种绝对权力居于主导的机制下，善良的人也可能对他人施以暴行，这种“路西法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某些曾经存在过的极权主义组织对人性的扭曲，比如纳粹党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然而，除去恐怖手段、极权管理等控制手段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能够维持这个庞然大物的生存？

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为了谋生而担任集中营看守的汉娜，虽不识字但向往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她喜欢听的，是那些真正美好的故事，而不是元首和他的宣传卫士们所刊布的书籍。为什么呢？

很多学者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或亲身经历去解析第三帝国的真相，最为知名的自然是另一位汉娜——犹太裔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对纳粹及另一极权政体产生、掌权与控制社会的过程与原因加以归纳，将之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样本进行剖析。同样，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从种族主义的现代性出发，将大屠杀得以实施的社会控制机制与权力关系网络展现开来。这部著作比起“路西法效应“的提出者更早发现了权力机制在个人道德与职务性行为发生冲突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和对人的改造作用，可谓独具慧眼。不过，作为纳粹政策的执行者，那些居于某一职位的具体的人——比如汉娜——的情绪与心理，则被埋藏于对官僚团队执行任务的体制性归因中，不见踪影，至于汉娜为什么要听人朗读非纳粹主义书籍的问题，更是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阿伦特和鲍曼的著作都是有关第三帝国与现代性研究的经典，他们对极权主义政权与政策的解析是整体性的，所以一时一地的个别人物与具体事例未必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也许，要解决“需要朗读者的汉娜”的问题，还是要回到亲历者的记忆中，看当事人的记录与观感。

维克多·克莱普勒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身份上，他和阿伦特一样，同属被纳粹政权歧视、敌视的犹太裔人群。与阿伦特远离故国漂泊异乡不同的是，他一直生活在德国，尽管在第三帝国时期他丢掉了本属于自己的教职，被迫做苦工，但身为语文学家，他在日记中忠实记录自己从1933年起看到、听到的纳粹词汇，日后又在这份珍贵的日记基础上，运用语文学者的专业知识，写成了《第三帝国的语言》。

语言无处不在，而后最容易被遗忘。当谈论第三帝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时，我们也许会马上想到纪录片中希特勒神情亢奋的演说场景，但在克莱普勒看来，这并不是关键之处。按照他的观察，在希特勒声情并茂地发表长篇大论时，人们虽然开着收音机，但并未虔诚地倾听，而是谈论着他们真正关心的柴米油盐或是充满传奇色彩的隔壁老王。当然，随后的宣传会声称所有国民认真聆听了领袖的训教，而且人们在收音机前的漫不经心也并不妨碍他们在公开场合高举右臂山呼万岁。所幸那是一个没有电幕的国度，人们可以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双重思想”。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认为极权主义运动中意识形态上的传播手段大致可分为“宣传”与“灌输”两类，在极权主义运动内部，靠灌输来洗脑，而对于外部世界和未受灌输同化的某些内部人群，则采取宣传的策略来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以及所推行的政策所具有的合理性。克莱普勒所描绘的，收音机前的人们对领袖讲话的散漫态度，正是对灌输的一种漠然。他和阿伦特的不同在于，阿伦特注意的是极权主义为何会成为恐怖的庞然大物，而他看到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虚弱之处——在意识形态上，无休止地灌输也无法彻底完成洗脑的任务。

然而，灌输尽管无法彻底奏效，但自有其效果。克莱普勒对此也深有体会。相对于倾听领袖演说这种已经丧失了神圣感的仪式，日常性的、无所不在的灌输才是最可怕的：“纳粹最强大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一个个演讲，也不是通过大量的文章或者传单、无数的标语牌或者旗帜实现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必须有意识地思考或者有意识地感受才能够吸收接纳的东西。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

不断重复的、带有煽动意味与规训色彩的词汇一旦被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就会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存在。靠着在耳边千万次的重复，人们已经对其产生认同，进而对这些词汇背后的逻辑产生认同。因此，第三帝国不需要发明乔治·奥威尔所设想的一整套“新话”，那里的宣传官员不那么费力地将一些已有的词汇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再混入一些他们创造的新词，使之成为其控制社会的一种工具，禁锢思想与灵魂的蛛丝，看似细小但粘密，一旦深陷其中便很难挣脱。

正因如此，第三帝国其实不需要丰富的表达方式，克莱普勒用“贫瘠”与“单调”为这一时期的语言特色定性，这种语言不分口语和书面语，不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为其制定语法，通过这种语法，取消个人在帝国语汇表达中的独立属性，使其成为帝国之路上不起眼的一颗铺路石子，再煅烧成第三帝国庄严大厦中全无个性的一块砖。也许，正是在这种贫瘠的文化之中，作为集中营女看守的汉娜才会如此钟爱文学，就像沙漠中的行旅者期盼绿洲一样，不识字的汉娜期盼有人为她朗读那些真正美的语句，将她引至花果飘香的语言绿洲。

基于对第三帝国语言贫瘠性与单调性的认识，克莱普勒对这种语言及其赖以诞生的社会存在写下了一段判词：“第三帝国的语言带有一种十分可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出自它所有的生存表述和遗物：出自它豪华建筑无度的夸耀及其废墟，出自它的战士类型，那些被他们作为理想的形象定格在总是不同的、又总是相同的广告牌上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士兵，出自它的高速公路和群葬合墓。”他所说的“一致性”，正是消灭个体以达成帝国对全社会控制目的的极权主义。

运用语文学的方法，克莱普勒以自己的日记为素材，对第三帝国的语言特色及其内涵加以分析，发现了这个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这使他与阿伦特殊途同归，这也使《第三帝国的语言》在展现那个年代诸多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同时极具学术意义。当然，这不是一部让人能轻松阅读的书，作者对词汇的细致分析，从词义分析中对纳粹政权的一些基本特征进行的提取，不生动但严谨，有些细节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克莱普勒记录了一个故交离他远去的故事，导致他们分道扬镳的，正是纳粹主义的一个词汇。一个年轻的工科学生与他相处融洽，他们亲密到以父子相称。然而，纳粹主义的传播，让这位与他有父子之情的年轻人接受了希特勒及其党派的训导，加入了受纳粹学说影响的组织。他与克莱普勒在交流对纳粹的认识时发生了不快，在另一次交流时，克莱普勒下定决心与他断绝联系，因为他参与到了对反纳粹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暴力迫害之中，但并未对这种暴力行为感到羞耻。这次暴力迫害所采用的方式，是让被侵害者在施暴者围出的狭窄通道中行走，施暴者采用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学来的方式，用橡皮棍与蓖麻油对其进行袭击。这种暴力色彩极强的行为本应为人所不齿，但正相反，这位年轻人不但对自己的作为欣喜不已，而且还用纳粹发明的词汇“惩罚性袭击”来表达这一行动的正当性。“惩罚性袭击”在第三帝国的词语系统中是一个速朽的词，不过这一词汇已经充分表现出了第三帝国语言的基本特征：用“惩罚”表明施暴者的正义身份与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宣告受到暴力侵害的一方是咎由自取，将由纳粹主义的具体践行者——包括克莱普勒曾经视为家人的那个年轻人——施以惩戒。

克莱普勒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与这位年轻人断绝关系并不是一时意气，而是他体会到纳粹主义的恐怖。这种用某一语汇来宣扬暴力的做法，此后很快就在德国全面实施，而且受到暴力袭击的不只是共产主义者，在种族主义登上暴力战车之后，克莱普勒本人在内的犹太裔德国人就成了受迫害的主要对象。

在实施针对犹太人的戕害之前，仅仅用“惩罚性袭击”这类的词汇是很难进行全国动员的，因为犹太裔德国人早已成为这个国家不可分的一部分，人人身边都有犹太裔公民。这时就需要用特定的修辞手段，宣判犹太人的“罪行”。在第三帝国的话语体系中，关于犹太人的词汇无一不是指向种族歧视，各种丑化的修饰语似乎已成了这一词汇不可分的组件，为的就是强化对犹太人的仇恨。接受这种暗示的人，也将渐渐接受把犹太人打入另册、驱逐或灭绝的隐秘指令。为了使这一隐秘指令能够被更有效地执行，这一话语体系还使用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犹太人不再是甲乙丙丁之类单独个体的集合，在纳粹的辞典里，他们被化约成一个单数名词，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而所谓共性，就是用各类修饰语和隐喻加以贬损后的“小人”形象。这样一来，对犹太人的诋毁可以不加甄别地运用到对每个犹太人的歧视上。在此基础上，本不应存在冲突的“犹太人”（种族概念）与“德国公民”（国籍观念）被对立起来，第三帝国的语法将犹太人排除在德意志之外，通过这道被强行设置的藩篱，将犹太裔德国人与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刀两断，而后对他们为所欲为。

如果不是克莱普勒的分析，我们可能无从得知纳粹主义实施反犹政策中如此关键的环节。暴力政策要实施并不难，而若要让执行者毫无愧意地实施却并不容易。还是来说喜欢听人朗读的汉娜，作为集中营的看守，她并不以为集中营针对犹太人的虐待与屠杀政策有太大的不对，这并不是她对纳粹主义有多么虔诚的信服，很可能只是因为她已经受了第三帝国反犹主义词汇的灌输。作为个人，汉娜可以说是“愚昧”的，但作为当时的社会基本状况，帝国语言的麻醉性不可谓不强。

在我们的文化中，其实也潜伏着类似的基因。所谓“蛮夷戎狄”的称谓，史书中对“非我族类”者的生活习俗与性格的贬低，对异族的妖魔化隐喻，正是另一种充满暴力的语言。万分侥幸，这种古典时代的暴力语言没有与现代社会控制技术结合，让这一暴力基因继续潜伏着。

在这种将暴力合法化的词语之外，第三帝国的语言还有其他的极权主义特征，比如对表示最高量级的词汇的频繁使用。这类词汇，不但包括形容词，还包括数词，以及能够体现出最高量级特征的任何词与表达方式。使用这些表示最高量级的词汇，绝不仅仅是为了夸张或是渲染气氛，在这些词汇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至上的国家政权作为对象，无论是被褒扬的对象，还是对表示最高量级的敌人的战斗对象。

在纳粹统治时期，国家政权即是纳粹党，至上的政权就是至上的纳粹党，而纳粹党至上也就是领袖至上，领袖至上就是权力至上，所以铺天盖地的最高量级词汇，无一不是体现希特勒这个人格化的至上权力的无上权威。在纳粹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的逻辑中，权力至上是出发点，维护极权就要维护至上全力、最高领袖、权威党派和光荣国家。在这一逻辑之下，寄托了人们民族情感的国家，作为极权主义的宿主，也成为滥用最高量级词汇的最大受害者。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克莱普勒发现的值得细究的词汇还有很多，它们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人们，能够不受其感染者少之又少。当作为国家实体与政治学说的极权主义灰飞烟灭之后，极权主义的幽灵藉由语言形式，依旧不时侵扰着人们。克莱普勒严肃地指出，只有从语言中清除极权主义的影响，它作为意识形态才会真正消失。

读罢全书，突然想起《芙蓉镇》里的一个场景：发疯的王秋赦，喊着那些让他博得名利的词汇，在人们不屑的眼光中亢奋着。他是暴力语言的宿主，作为暴力时代结束时的省略号里的一个点存在着，可能是最后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