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伦中的“人的世界”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古代的“五伦”是知识人界定自身最重要的关系，经由此种关系，知识人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展开”。

赵园先生从这种思路出发，从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世界，探讨他们经验中的家族、家庭。《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是作者“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力图贴近明清之际的历史生活，“努力呈现现象的丰富性、差异性”。“自序”和“代后记”交代了赵园的学术旨趣与学术反思，以及新的研究方向，对于我这种非专业读者而言，先读这两篇，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思路与抱负。冒襄正好提供了一个了解士大夫“夫妻”、“兄弟”日常伦理的例子。通过他的《影梅庵忆语》，可以窥见冒襄、董小宛这对“神仙眷侣”的凡俗生活，在名士名妓的故事之外，“妾”的日常生活卑微而忍苦耐劳，一方面要伺奉冒母和冒妻，另一方面要伺冒襄疾，“卑微而又自甘卑微，被牺牲而又无怨无悔”。但在冒襄的讲述之外，夫妇妻妾之外的曲折隐微，缺乏相关的材料，难以知晓。而在“兄弟”一伦中，“兄友弟恭”的理想状态之外，冒襄也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士大夫讳莫如深的家族内的财产纠纷，冒襄却披露在文字中，其间的隐痛可想而知。“冒氏兄弟间的矛盾，就与做母亲的有关；间接地，也造成了冒氏妇处境的艰难”，处人伦有如此的创痛，可见对名士不宜想象过度。

“兄弟”是“五伦”中非常重要的一伦，所谓“兄弟如手足”。周氏三兄弟在一起生活，除了青少年时代及鲁迅、周作人从日本返国在绍兴任教的短暂时期，就只有在八道湾十一号居住的几年，在这里，聚齐了周家三代十二口人。三兄弟在一起，曾经“兄友弟恭”，后又反目成仇，难免令人唏嘘。黄乔生先生的《八道湾十一号》（三联书店，2015年6月）以这一空间为中心，“将院落的命运与曾在其中生活的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述说”，为我们提供了周氏兄弟生命中关键时期的论述。周作人和鲁迅憧憬三兄弟组成大家庭，过上友爱互助的生活，以“文学合作社”的形式实践“新村”理想。三兄弟在一起翻译外国短篇小说，两位哥哥提携弟弟，鲁迅照料二弟和三弟的孩子，是周氏兄弟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1920年，三弟周建人告别大家庭，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校对；1923年，周作人与鲁迅决裂。兄弟不和的原因，有种种猜测。黄乔生先生推测兄弟反目与经济状况不佳有关，羽太信子想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从而与鲁迅发生争执。后来，周作人夫妇发生争吵，羽太信子在癔症中，说鲁迅对自己“不敬”。周作人给鲁迅写绝交信：“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可谓决绝。鲁迅搬离八道湾。从此，兄弟成路人。在《家人父子》中，赵园先生提到“妇人离间兄弟，兄弟不睦由于妻子，也是一种经验之谈”，“将家族中的罅隙一概归过于妻子，却避而不谈‘夫’之一方的责任”，这是明清之际知识人论述中的常态。这一论断，用在这里也合适。八道湾十一号从此成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1949年后，周建人地位不断提高，周作人则是“战犯”，他未曾向弟弟求助，相反，他对周建人满怀怨恨与蔑视。因为缺钱用，周作人将起始到1934年的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但记载兄弟失和的一则日记被剪掉十几个字。1967年5月6日，在屈辱中，周作人离开了人世。《八道湾十一号》行文平实，书中有些话颇耐人寻味，如312页提到“许广平的儿子后来指控周作人不与在沪的建人和许广平商量，就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316页引用周海婴的话“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是值得国家保护吗？”“相逢一笑泯恩仇”毕竟很难。

“朋友”一伦相对于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兄弟联系要少一些，朋友疏远反目的事常有，但也有不少情真意切。《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遥青书翰谈艺录》（三联书店，2015年7月）可谓朋友间交往的典范。该书收录了王世襄先生致农民竹刻家范遥青的一百三十五封信。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偶然的机缘，王世襄和范遥青开始通信，这些信有长有短，内容大都围绕竹刻艺术展开，指点竹刻技巧、寄赠竹刻照片、写信介绍参观博物馆的竹刻，年近八十时王世襄还骑自行车请自己相交的启功、黄苗子等人为之题字画画，帮范氏联系买家，在香港、台湾做演讲时，也不忘推介竹刻。因为范遥青出身农民家庭，艺术修养有所欠缺，所以王世襄在信中一再告诫范氏要提高文化水平，“我真希望您能提高修养，提高鉴赏水平，提高艺术趣味，能辨别雅与俗、高于低、好与坏之不同”，“你拟的句子都要不得，不能用，白费功夫，而且会被人笑话”。有时当头棒喝，“这样的竹雕送我都不要。我只好原件寄还。我拿出去会丢我的脸”，借此警醒范氏。平常也设身处地为范氏着想，“刻十件平常的不如刻一件极精的……为了收入，一般的作品也要刻，但它是记不上本人的成绩簿的”，“只在高精尖上署名，代表自己的作品。否则在大路货上也署名，便不值钱了，以后作品卖不上价”。在八十四岁高龄，“一目中部失明”的状况下，因怕范氏“失去进账”，还勉力为他题诗。“我对竹人并无所求，也不想要你们刻的东西，巧取豪夺。只是希望振兴祖国这门传统艺术”，在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中，王世襄对民间艺人的提携与点拨，真可谓无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