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交叉路径上的……历史侦探

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盖伊（1923-2015年）来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是盖伊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路径，他的《感官的教育》（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是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学领域中成功运用的重要例证；另一方面，盖伊于1988年完成的《弗洛伊德传》（龚卓军、高志仁、梁永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8月）则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运用于人物传记和历史研究之中，全面呈现弗洛伊德生涯的学术成果。这种双向的研究路径恰好标示和回应着弗氏毕生探索的心路历程：在认识与征服世界的同时，认识与征服自己。

关于历史学与精神分析研究的结合，盖伊在《感官的教育》“概论”中有过很精炼的阐述：“若要使我们的研究涵盖历史经验的所有维度，我们就要将传统的历史态度与对人性和人类发展的心理分析技巧融合在一起，并做到彼此间相互照应、取长补短。搜集文献、探求因果联系、时刻警觉以保持对臆测的质疑，所有这些都必须与心理分析紧密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材料的表面内容深入到其潜在的含义。当然，历史学家不可能在躺椅或档案馆中复制出这种心理分析的情形，因为它总是倾向于内敛、与外界隔绝，主要是为了促进无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流。然而，历史学家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这种心理状态。……我的目标在于将心理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第7-8页）值得注意的首先是“涵盖历史经验的所有维度”的表述，它提醒我们思考历史研究目标中的人类经验，思考其全面性与复杂性；其次是对历史材料的潜在含义的深入挖掘与思辨，是以人为核心议题的历史研究必须完成的工作。在这样的角度上看他的《弗洛伊德传》，正可以深深地认识到将心理分析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对传记作家的重要作用。

在《感官的教育》中，我们可以继续读到这样的方法论阐释：“弗洛伊德的方法和理论，对于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提到了如何通过书面词语的表层意义来挖掘深层次的性需求和矛盾。通过明显的证据去解读无意识的幻想是一种方式，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样就能扩大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公开范围，同时把他与同时代的人联系起来，并与过去联系起来。这种解读方法确实不易，但是通过利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我已经成功地走过来了：即使一个人试图掩饰其内心最深层的欲望和好恶，但每一个细微的方面都能显示其内心。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这种内心的自我袒露，并能理解它的隐含意义。”（上册，122页）这段话是对前面所讲的挖掘历史材料的潜在含义的进一步阐释，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正是撰写《弗洛伊德传》的重要研究路径。以弗洛伊德的方法研究弗洛伊德，作为历史学家的盖伊行走在历史学与精神分析的交叉路径上，这位历史侦探的确是成功地走过来了。

为弗洛伊德作传，难度非同一般，因为传主生前对此已有高度警惕与防范，声称要让传记作者吃点苦头。弗洛伊德生前不止一次毁掉了大批书信及手稿，另外他对撰写人物传记这件事表示了怀疑与讽刺，他对正准备写他生平的阿诺德·茨威格说：“变成传记作者的人，就等于让自己不得不满口谎言、文过饰非、伪善、巧饰，甚至不懂装懂，因为，传记的真相根本无法取得，即使我们能够取得真相，也无法运用。”（前言）话虽然有点刻薄，但是值得作为传记作家的警言，甚至值得印制在所有人物传记的腰封上。但是，虽然弗氏以警惕之心处理私人文件，但是他又有自我揭露、自我分析、自我评价的冲动，这与他毕生探索的工作紧密相关。在弗氏那些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的著作中肯定包含有自传的成分，因此又为研究者留下了引人遐思的线索。对任何雄心勃勃的传记作者来说，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挑战，意味着极度的诱惑与危险。盖伊非常明白这种处境，而且成功地回应了这些挑战。如果说盖伊以竭泽而渔的努力挖掘和通读了所能得到的有关弗洛伊德的资料，并说服了其后人让自己参考一些仅存的弗洛伊德的书信，从而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志业努力的话（在该书的“文献综述”和书后的“致谢”中，我们看到对这种志业精神的极为辉煌的诠释），更应该看到他把类似侦探破案的心理分析能力与对弗氏精神分析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判断所表现出的深层分析能力。

盖伊对弗氏提出的疑问既是史料性的，更有属于心理分析性质的，听起来有点步步惊心之感，而他的解读则时常让人有柳暗花明之叹。比如，他真的像他常常抱怨的那样被当时的医学体制排挤吗？他经常宣称对维也纳的厌恶究竟只是故作姿态，还是出自真心？他在1897年放弃神经官能症诱发论的研究，究竟是出自科学的勇气还是因为担心不受同僚欢迎的怯懦退缩？还有，他对密友弗里斯产生的“同性恋”情谊究竟有多深？甚至在一张团体照片中，他站在一口箱子上的形象究竟有啥用心呢？（前言）盖伊认为在弗氏的理论、经验研究和治疗技巧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渴望、忧虑、矛盾和各种心理动机，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生平；同时，他警惕自己的注意力不会被他所牵制和垄断，警惕地看待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诠释。直到在“后记”中，盖伊仍然为了澄清一则疑案而多方引证和辨难。另外，“身为史学家，我将弗洛伊德及其作品置入种种相应的脉络：他搞颠覆革命的精神医学专业，这个无信仰的犹太人、非传统的医师被迫生活其中的奥地利文化，其生涯过程中饱经战乱创伤、极权独裁统治的欧洲社会，以及整个西方文化，这个文化对自身的认识，经过弗洛伊德的扭转，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再也无法回头。”（前言）说实话，这是盖伊的拿手活，书中所呈现的时代气氛、所讨论的历史议题与弗洛伊德的学术生涯紧密相连，相互印证。

生前死后，弗洛伊德一直以来是争议很大的人物。从精神分析科学的领袖、人类心灵奥秘的揭示者到说谎者、骗子，争议双方尖锐对立。因此，盖伊一开始就说“读者必须选择一种立场”，并且表明自己在写作中也“不逃避采纳某一方的观点”。当然，他对弗洛伊德在整体上是持肯定态度。毫无疑问，弗氏理论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也不可能适用于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不管我们是否服膺他的心理分析学说，无法忽视的是他的思想对二十世纪产生的巨大影响，而且我们在内心无法忽视的是他对我们认识自我的心理活动所产生的暗示和分析。或者说对自我的认识、对欲望的控制、对死亡的态度，起码在这三个重要的人生思考维度上，弗洛伊德是无法回避的路标。问题是，这三个维度都不是客观的认识对象，而是有着强烈的主观体验的内心意识，思考的前提是对内心欲望的承认，对自我认识的评价则与自我认同的尊严相关，对死亡的态度又受到恐惧的影响。这些内心意识常常折射出人性最复杂的心理因素，从抗拒到承认、从沉默到言说，恐怕愉快的体验总是远远少于痛苦的体验。因此，最后的问题就是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

弗洛伊德的晚年不幸面对独裁政治的纷扰和迫害。他曾经相信“事情不会像这样一直维持不变的”，后来他认识到，“现在对时局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灾难性后果就是纳粹的得势”（660页）。在盖伊的书中，弗洛伊德与时代政治的关系虽然不是重点，但是却也饶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