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出版机构规模与实力的不断壮大，一些有远见的出版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本土以外的全球海外市场，将国际化转型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为自身的产品拓展本土之外的发展。不仅国际合作项目越来越专业高端，还开始“接地气”，注重实体和虚拟渠道建设，大手笔的资本运作更不断涌现……近期出现的转型三条路径值得关注。而这些，也许一切刚刚开始。
国际化转型是许多中国企业热衷讨论的话题，不少企业已小心翼翼迈出一步，如联想、华为、中兴等。这批技术型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或依靠收购获取国际领先的技术与品牌、或依赖企业自身的自主创新开拓国际市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文化产业领域，以图书产品立身、没有高新技术保障的出版机构也紧随这一潮流，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再到付诸实践，都有意识地开始深化国际合作，其以出版项目为基础，拓展国际市场，向海外延伸产业链，意欲实现生产、销售、管理、融资、服务和人才国际化转型。
国际化转型在出版业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常用“与国际接轨”形容中国与世界的标准化对接。与国际接轨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标准体系、技术内容和表现形式，也体现在由思维方式、管理理念以及经营层面的体制、机制上，难以用一个目标衡量。因此，出版机构的“与国际接轨”观念开始向“国际化”发生转变，更能体现出中国企业对“过程”和“内容”的看重，而不仅仅是“结果”。
培育翻译出版人才打造国际明星作者
近两年，国内出版机构逐渐深化国际合作项目，其程度不断加强、层次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扩大，并在翻译人才、国际出版人才的培育以及明星作者、品牌板块的打造等方面形成共识。
汉学家和翻译家难寻，导致我国近现代以来的优秀作品难以传播到西方主流社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今年8月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为主题举办的首届中外翻译出版恳谈会，显然正是针对翻译“拖后腿”的窘境。此外，为打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语言壁垒，中版集团与青岛市政府、LID公司签署战略协议，与北京语言大学、英国尹泰乐联合有限公司分别就联合培养翻译人才、版权代理等业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与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等名校牵手，联合推进“中国近现代文化经典”翻译出版工作。业内人士建议，出版机构与相关主管部门亟须建立和完善对外翻译人才库，以便于掌握和充分利用翻译人才资源。
针对国际出版人才这个关键环节，一些先行者与海外合作办学，推出教育产品，共同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早在2012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就与英国诺丁汉商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正式涉足教育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类似的还有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其与美国佩斯大学签订高端出版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在合作推进高级出版人才培养的同时，会同南京大学合作成立“中美出版研究中心”。
除却人才培育，对已有的品牌作者，出版机构也更加注重其国际化形象，为其量身打造新的定位。
在近两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上，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在中国少儿出版展团中发挥领头羊作用，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曹文轩、金波等到现场，通过作家推介会、中外专家交流会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其在世界儿童文学中的知名度；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和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也启动了“中国种子·世界花——曹文轩图画书国际合作项目”，创新童书出版的模式。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介绍，2013年，人文社根据各国市场特点推介中国作家作品，与驻地法国的欧洲版权代理公司SapereCriticoSARL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启动了人文社中国作家版权在欧洲大陆的独家代理销售机制。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则利用伦敦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等契机，举办了一系列“中国作家推广酒会活动”，通过与全球各大出版机构和版权代理机构的负责人、版权经理近距离交流和沟通，达成多项版权合作意向。
拓宽对外营销渠道构建虚拟对接平台
中国出版“走出去”更需“走进去”，出版机构纷纷主动搭建外向型和自荐性平台，拓宽海外实体与虚拟渠道，成为业内国际化转型的另一集中现象。
从建设实体渠道来看，江苏省新图进出口公司的“江苏书坊”海外布局工程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该工程与海外书业主流市场中拥有百家连锁书店的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利用对方的区域优势，在对方的实体店内设立“江苏书坊”，陈列销售江苏版出版物及其衍生产品等。同时，在江苏大中型书城也设立进口图书专柜，以达到互换销售渠道，互动文化服务贸易，实现了“以出带进”、“以进养出”、“进出互补”的良性循环模式。
虚拟渠道直通国际市场是行业趋势，近期借助虚拟渠道取得的成效同样颇为明显。
以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两刊”为例，自2006年起，“两刊”英文版纸质和电子期刊利用施普林格的发布平台开展海外发行业务，迅速提升了国内英文版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除了期刊，许多国内出版机构也开始利用此类虚拟渠道。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中国近代通史》通过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的平台，实现了全球共享。安徽教育出版社全资控股的安徽教育网络出版有限公司也专门推出数字出版运营平台项目“时代e博”，其与圣智盖尔数字图书馆、数据库尝试对接，借此延伸“时代e博”产业链，加强其在海外的认知度。
一些企业在原有资源优势和渠道优势的基础上主动搭建自身的虚拟渠道，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近两年重点打造的“易阅通”就是如此。为了优化虚拟渠道的营销推广服务，中图总公司一方面与国外大出版商签署合作协议，一方面与国内出版社合作，打造中国古籍、法律、文学、皮书等专业数据库，打通中国数字资源销往国外的4万多家图书馆等机构用户和100多万个人用户渠道。
此外，电商平台在国际化转型中也初露端倪。前不久，小学馆社长、杂志屋社长和讲谈社社长等日本出版界巨头组团访问当当网，邀请其进军日本并共同开拓该国在线图书零售市场。国内电商在积极寻求国际化转型模式，一旦其携手海外出版商另辟新渠道，国内出版机构的产品输出和国际化转型也将获益。
海外融资跨境并购渐热
前几年欧美经济形势不景气以及对中国巨大市场的渴求，出现被收购的诉求，使得国内大量资本奔赴海外。2014年出版业出现多个资本整合撬动海外市场的案例，跨境文化并购渐热，成为国际化转型的新形式。
2014年5月，经过近7个月的艰苦谈判，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收购美国出版国际有限公司童书业务项目尘埃落定，这一重量级的事件也有望为该集团的国际化转型带来新的进展。业内人士预测，作为出版业发展最快的细分领域，国内童书市场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不排除凤凰出版通过海外并购寻求差异化竞争、反哺国内市场的可能。相似的跨境并购是在2014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成功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Images公司）。
收购对于国内传统出版机构积累国际并购经验、成为世界出版强企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国际地位的提升亦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机构在国际化转型时期，类似的跨国并购行为一定要谨慎。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风险还体现在出版机构的文化差异上，以及企业所在国别、民族及地域的文化差异上。从经验看，不少全球跨国并购实践中，许多企业往往过于关注战略层面，而忽视了并购双方文化差异可能引起的问题，这些被并购企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企业环境，既有员工普遍对新企业的文化认同度低。文化差异如何协调整合，仍需要国内出版机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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