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这是我的幸运

提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不能不说到除《暗杀3322》外我的所有长篇小说包括《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与《狂欢的季节》都是在这里出版的。我的短篇小说集《冬雨》与《球星奇遇记》，我的论文集《风格散记》也是从这里走向读者的。至少有这么几点这家出版社是很突出的，一个是校对极其仔细，不厌其烦；细得有时我都受不了啦。与之相比，有的出版社干脆可以说是没有校对。其次，他们的信用是很好的，信守合同，提供作品发行的真实情况，靠得住。再有，就更是奇迹了，他们是真正团结全体作家的，有些派别观念山头观念很突出的作家文艺家，他们是很难在一个时空出现并碰头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不同部分即彼此关系很不怎么样的两拨或几拨人同时快乐地出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活动里。

无疑，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密切合作关系与出版社的老社长韦君宜同志有关。她早在五十年代负责《文艺学习》的编辑时就因组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而与我打起交道来。她对我后来被错划为右派一直耿耿于怀。她的丈夫杨述同志时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他一直反对将我划做右派，后来又一直催促有关部门给我“摘帽子”。一九六二年，形势稍有松动，按照韦君宜同志的布置，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给我发了约稿信。我当时还在郊区劳动，后来很快给我们这些“摘帽右派”分配了临时工作。我们的命运的这一变化与我收到约稿信有关，否则摘了帽子也可以让你照旧劳动不误。一九六二年，人文社还派遣了编辑张木兰大姐来拜访和约稿，这对于惊魂乍定，余悸犹深的我，当然也是一个安慰和鼓励。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君宜一见形势有了变化，立即催促与指引我去办右派“改正”事宜，并立即抓旧稿《青春万岁》的出版工作。

后来，八十年代以后，人文社的老社长严文井同志也与我联系甚多，给我许多指点和帮助。

我与《当代》的关系也很密切，我的中篇小说《布礼》就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当代》上的。后来，四部“季节”中的三部发表在《当代》上。我有一个重要的中篇小说《郑重的故事》是五年半前发于《当代》的，因看似内容荒诞无稽，没有受到多少注意，但是与二○○○年发生的事情一对照，就可以看出我的不幸而言中的方面了。

一九八七年后我十几年住在朝内北小街，与人文社相距不到一百米，这种地缘优势使我们的合作更加密切，他们的编辑李丹妮、杨柳、王晓与王小平，都是勤勤恳恳的文学事业的天使，我以为。我原来想说他们是老黄牛，是螺丝钉，但这些词都太黯淡了，我坚信他们是天使。人文社的许多老领导，也都对我充满爱护和帮助之情。

有一个讲文学讲质量讲信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中国文学事业的幸运，也是我个人的幸运，我祝福他们，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