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纪念韦君宜

韦君宜是一个非常爱护年轻人的前辈，我没有见过这样做人的，就是她的直爽、她的干净，她一句废话没有，从来不说客气话，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就这么几句话，我找不着这样的人。

远在67年以前，我在北京市担任团干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韦君宜的一篇文章《妹妹的故事》，而它的副题是讲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我看了非常感动，我知道这是一个老革命，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还是一个修辞立其诚的作者，因为她说的都是真心话，非常感动人。

其后若干年过去，想不到的是，她担任主编、黄秋耘（也是她的好友、同学）担任副主编的《文艺学习》，发起和组织了关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而且这个事情越闹越大，当然最后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这个事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此期间君宜同志和她的丈夫杨述同志（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多次找我谈话，帮助我分析状况，帮助我正确地认识所碰到的各种复杂情况，既给我一些安慰和鼓舞，也给我一些提醒和批评，想办法能够让我更健康、更茁壮的成长。从此我们就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韦君宜同志是我的恩师，是覆盖我整个生命的恩师，因为在她的有生之年从此没有减少过对我的关心，第一是怎样正确地处理好《组织部来了年轻人》的讨论；第二是怎么想办法把《青春万岁》能够出版出来，当然这很不容易，等了25年才出来，但是韦君宜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个事；第三是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和我本人出现了某些大的挫折的情况下，怎么样维持像我这样一个人的健康的政治态度、人生态度、文学态度，还有各个方面，都是无微不至给予关心。

而且这个时候我就更发现了：韦君宜是一个非常爱护年轻人的前辈，我没有见过这样做人的，就是她的直爽、她的干净，她一句废话没有，从来不说客气话，是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就这么几句话，我找不着这样的人。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她是一个始终怀抱着初心的革命者，她是“一二·九”时候的一个积极的人，她和胡乔木同志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得到过胡乔木同志的一些帮助。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她也常常把乔木同志的某些见解、某些想法，甚至委托她转告我的话都及时转告给我。她后来也非常关心我的遭遇、我的变化、我可能过不去的坎儿以及怎么样渡过这个坎儿。在我最困难的时期，比如说六十年代之初叫调整、充实、提高，文艺界稍微放开了一点，我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其中第一篇发表的是《眼睛》，就是我先交给韦君宜，后来韦君宜交给《北京文学》（那时候是不是还叫《北京文艺》？）发表的，可是很快形势发生变化，任何作品都无法发表了，但是这个时候至少韦君宜家里面的小客厅还是我可以坐一坐的地方，还是一个可以谈谈文学的地方，还是一个可以得到鼓舞也得到告诫的地方。

我觉得韦君宜同志怀抱着初心，同时她又是纪律性极强的人，一切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办事，而且也要求我一切按照上级领导的意图来办事，包括我以后去新疆等等，都得到过她的指导和帮助。其他各个方面，韦君宜同志为人方面的优点也是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就是她的那种直爽、那种率真、那种朴素，我真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还有些小事让我非常感动，她在担任繁重的编辑任务的时候，有时候上飞机之前一一上飞机之前人心是最乱的，一会儿说走了，一会儿说不走了，一会儿又说再晚点20分钟，可是她拿着本子在那儿写作，她就能这样抓紧点滴时间创作。还有一个是她得了偏瘫以后，有一次我到她家里去，她在家里正在练习走路，全身出汗，在那拼命练习走路。我甚至于认为她在那个时候这样走路，从医学上看是得不偿失的，但是这个人有这么个劲儿：我不服气，我还得走路，我不能动的胳膊一定要动起来，哪怕躺在那也不服这口气。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关心我，各个方面没有她没关心到的。不过后来，我是58年才调到城里去的，58年以后的事情如何得到甄别，如何能够得到改正，她还帮我找过人，帮我找过北京市当时管学校工作的项子明，包括改正以后想办法调回北京等，没有她不关心的，所以我永远感激、永远感谢她。也由于她的那种特别纯朴的初心，有些事她会感到困惑，她写的小说里也流露了这种困惑的情绪，也曾经有人著文对她进行严厉的声讨和批判，但是我觉得韦君宜从总体来说，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真正的师长，是我的一个恩人，我永远感激她、怀念她。

（本文根据王蒙先生韦君宜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的发言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