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其人

傅璇琮

（1933年-2016年），浙江宁波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文史馆馆员。2008年3月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1月23日15时14分，著名学者、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身兼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傅璇琮，著有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作，更是《万历十五年》中文版的幕后推手。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表示：“傅先生集出版家和学者于一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史学术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直到他住院不能行走，我去探望时，他竟还在看稿子。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就这样，他走完了83年的人生之路。”傅璇琮在北大的同窗、著名学者袁行霈为失却这样一位勤谨的编者、学界的挚友感到心痛。

正如袁行霈在悼念文章里所说：“傅先生是一位以学术为生命、以治学为乐趣的人，他的勤奋，他的认真，他的洞察力，他的细心，都堪称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模范。”

编辑室里的学者

“中华书局一直强调编辑学者化，编辑要有和学术界和学者对话的能力，对学术界和学者的研究要有充分的了解和判断力，傅先生就是一个代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告诉南都记者。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东总布胡同10号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在古籍编辑室主任吴泽炎先生的安排下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早年在商务初拾编辑行当：

“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爱才，未让他下放劳动，说：“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

此时起，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但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傅璇琮后来写道。

《唐代诗人丛考》开风气之先

徐俊介绍，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

“我们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先生因为受到丹纳《艺术哲学》的影响，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不像以前那样只关心李白、杜甫、白居易。”

《唐代诗人丛考》涉及的诗人有杨炯、杜审言、王翰、王湾、崔颢、王昌龄、高适、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钱起等，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认为，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黄苗子推荐《万历十五年》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给他人的学术研究提供方便。

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书稿1979年5月由黄苗子先生推荐给中华书局，辗转历经三年才得以面世。

傅璇琮曾撰文回忆，上世纪70年代，黄苗子先生住在北京南小街，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灯市西口，由于志趣相近，他俩“经常相聚，或通信笔谈”。

1979年5月23日，黄苗子致信傅璇琮，告知“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

当时傅璇琮在中华书局任古代史编辑副主任，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除肯定该书学术成就外，又提出几点意见，如“有些地方对外国可能必要，对中国人就显得累赘”，“作者现代汉语修养不行”，有些“辞不达意”等。

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通过中华书局领导层层批示，等到最终决定出版《万历十五年》时，已过四个月。《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

远在美国的黄仁宇对沈玉成完成的第一章修改稿非常满意，但他坚持要亲自审阅以后各章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中文译稿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1982年3月，黄仁宇把最后一部分校样阅毕寄还，又将文内“改正三数处”。

傅璇琮后来回忆：“读者可以想见，这本不到20万字的书，不论原稿、校样，经中、美两地的编者、作者反复阅看，差不多经历两年半的时间，可以说是慢工出细活，这在现在也是很难想像的了。”

《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黄仁宇先生坚持不收稿酬，只嘱咐中华书局多寄送些样书，以便“分送海外学人”。

惬意不过一小书

编书生涯占据了傅璇琮人生的大半部分，虽然他经手过《万历十五年》这样享誉学界的精彩著作，也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

这套丛书是文人雅集式的刊物，收集傅璇琮的文史学界友人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

这里发表过启功的《记齐白石先生轶事》、《坚净居题跋》，俞平伯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北京大学吴小如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还延请钱钟书、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任继愈等书家为《学林漫录》题签，每一期书封都沉静雅致。

追忆

爱后辈胜过爱子女的“宅男”

“傅先生是个非常谦逊和蔼的老先生，不是特别擅于表达，有比较浓重的口音。但他的文章非常漂亮、热情、好读。”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回忆。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以查阅古籍、请益前贤的名义来到北京，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只记得他办公室不大，光线有些暗，我向他呈送考据温庭筠的习作，他说已读过，并在北师大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提到我的文章。”第一次匆匆见面，宾主都没有多谈。

1985年末，傅璇琮读到陈尚君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就这样联系密切起来了。最初我感觉他‘宅男’的味道蛮重，并不擅于与人应酬交往。但在以后的接触中，他会很主动地邀请我去各种会议。”陈尚君说。

二人联络的方式主要是打电话和写信。“我跟他交往30年，他给我写的信超过100封。”

从《唐才子传校笺》开始，陈尚君与傅璇琮和中华书局不断有学术和出版上的合作。傅先生让他更多地关注到唐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在我还是个无名小卒时，我已有几百万字著作交到中华书局，并由傅先生承诺可以出版。”对学界后进而言，这无疑是非常无私的帮助。

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

清华大学中文系有学生回忆，几年前，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傅璇琮的女儿傅文青曾在采访里说，父亲对学生比对自己孩子还好。现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任教的卢燕新是傅璇琮的大弟子，在他眼里，傅老就是位“慈父”。傅老师习惯称学生为“同志”，喜欢到学生宿舍小坐谈学，亲自帮学生借论文资料，从外地出差还为大家带回“烤鸭、甜糕、花生、石榴”等各色特产。

傅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总是提出严格的指导意见，但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卢燕新说：“他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傅先生生病住院后，不断有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看望。卢燕新也每周末都赶到北京侍奉。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有的得益于他组织编撰的大书，有的受教于他本人的著作，还有一些受到傅先生直接培养、帮助、扶持。”徐俊说，“学者和编辑的双重身份，让他成为了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就这样，他走完了83年的人生之路。

———傅璇琮北大同窗、著名学者袁行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