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打通诸多界限，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

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展开。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弘扬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猛烈抨击旧传统、旧礼教，推动了中国文化向现代的转型。

一家出版社和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能有怎样的关系？以往多从思想观念方面去研究这场“文学救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从新文化的传播方式入手研究，认为120年前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参与推进了新文学的生产。

11月11日，由静安区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大夏读书会主办的“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主题系列讲座”在上海举行。董丽敏在静安文化馆·光影车间分享了商务印书馆如何推动了“新文学”的产生。

传播方式升级是新文化运动得以普及的重要原因

1915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强调以往的文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良的程度，其中主要是文言文完全落后于文化生产的发展，应以白话取而代之。之后陈独秀在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特别提出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由此展开。

“但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一点，我们对于新文学的生产，其实有一个过于简单的理解——似乎是学院派这些知识精英振臂一呼，新文学就能够深入人心，就能够被广大读者接受。” 董丽敏认为新文学被大众最终认同，并不仅仅是靠一份《新青年》就能做到。事实上，哪怕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1917年，销量最多的《新青年》发行量也只有16000份，和4万万的中国同胞的总人口相比，影响面并不大。

那么如何解释新文化运动一步步深入人心的？ “我觉得我们需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作为思想观念层面的新文化来理解这个事情，更需要结合以往总是被忽视的新文化诞生的物质基础来加以解释。这个物质条件既包括新文化的生产条件，也包括它的传播方式。”董丽敏认为，当时逐渐传到中国并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印刷技术、发行量广泛的报纸、职业化的文化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得以站稳脚跟、发扬光大的重要基础。

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时远东第一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商务印书馆如何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晚清西学东渐之风渐起，商务印书馆在译介外国科学文化进入中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较早意识到在西学东渐过程当中语言的重要性，首先请谢洪赉对《华英初阶》进行了重新译注。

早期的英汉字典不标注具体英语单词的中文意思，只是用上海话或者宁波话注音，导致读者大致知道英语读音，但却不知英文含义。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初阶》开始加上了中文译注。“这从翻译政治角度来讲是非常大的改变，证明了中英文可以并列在一起，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它音的接受上面，而开始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对应物。”董丽敏说，这套书当时受到很多读者欢迎，它1898年出版，到了1921年已经印制了77版，“商务印书馆不仅挣了大钱，而且开始介入到了文化出版领域。”

在这个基础上，商务进一步和重要的翻译大家进行合作，和严复合作出版了《天演论》和“严译名著丛刊”，和林纾合作出版了100多本小说译著。

“《天演论》1897年前后其实只是手抄本，在严复很小的朋友圈中发行。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天演论》当作非常重要的产品？实际上是由于商务的介入。商务印书馆有庞大的发行网络，在1915年就有80多个分馆，这样才把严复翻译的影响力扩展到了非常广泛的地区中。”董丽敏认为，严复和林纾的成功，与商务印书馆发达的发行网络有很大关系。

商务介入文化资源整理的第二个方向在古籍整理上。1900年后，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窘境。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推动商务印书馆建成古籍藏书室涵芬楼，后成为东方图书馆，介入古籍保护，搜集珍稀古籍。商务印书馆亦整理、校勘、出版了很多古籍，其中张元济主持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出版和《四部丛刊》的出版。

当时报刊杂志等新的传播方式纷纷崛起，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也开风气之先，1903-1948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22种期刊，包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等。以这些杂志为依托，商务印书馆基本上把晚清最重要的文学作家都网罗到了自己旗下。

此外，从晚清到民国，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系列国文教科书，使得新文化、新文学通过教育真正深入大众之中。“晚清以降， 教育 成为了救国第一要义，甚至可以认为是 立国的根本 。”救国就要进行教育改革，没有教科书，一切都无从谈起。1902-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教科书，内容与时俱进，品类也十分全面，最初就占到整个全国教科书市场三分之二。

“理解了商务教科书的广泛影响力，才真正理解商务的工作对于整个现代中国人的建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董丽敏说。

回看商务印书馆历史，可为当今文化繁荣提供依据

由此，董丽敏认为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绝不仅仅是一家出版社那么简单。

“商务印书馆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董丽敏提出，首先，商务印书馆打通了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使得各种各样的文化碎片获得了“仓储化”保存；其次，它触动了像张元济、蔡元培这样的行动派知识分子和夏瑞芳这样的企业家的结合，使得精英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迪和民间自下而上的民间救亡汇通在一起。再次，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市场化的出版社，并不完全是精英知识分子导向，却也不是纯粹的市场导向，而是在文化与商业之间寻求平衡，在张元济时代，更是一度存在“文化大于商业”的出版格局，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中意义重大。

“其次，商务印书馆为新文学产生提供了全方面的支持。”董丽敏认为，商务印书馆整理了古今中外文化资源，为创制与当下现实相适应的新文学、新文化创造了开拓的事业和坚实的基础。还招募了形形色色的文人集团，既包括新文化运动的践行者，也包括鸳鸯蝴蝶派作家，以非常开明的姿态，塑造了更有张力和弹性的文化空间，为不同趣味的读者提供了可供选择多元文化菜单。同时，借助国文教科书等教育产品，商务印书馆从体制层面探索和推动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理念进入了大众层面和普及层面。

“今天新文化层出不穷，但这些东西有没有和普通大众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也许回到历史，回到我们文化前辈曾经做的工作，可以为我们今天新时代文化更好的繁荣提供一些依据和参考。”董丽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