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一生流亡，阅历丰富，经历过学潮，当过国民党宪兵，做过解放军俘虏，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广播公司节目组组长、《中国时报》主笔，后又旅居美国。他的人生历程伴随着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剧烈变迁，他的写作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大历史的深度、厚度和广度。

王鼎钧的作品很多，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仍笔耕不止。1992年至2009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震动了整个海外华文世界。近日，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的简体字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该书通过个体经历与时代的纠缠，从细部演说历史巨变，写尽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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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

在大陆，读者常问：谁是王鼎钧？

在台湾，王鼎钧和余光中齐名，是十大散文家评选中从不拉下的中选人，在华文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和当代散文“崛起的山梁”。这是一位经历一世沧桑，值得深入了解、细细品读的老人。他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抗日战争爆发，当地高门大族纷纷组织游击队，他跟着父亲打游击。1942年，他穿过日占区，到达安徽阜阳就读国立二十二中学。抗战末期，他成为国民党宪兵，历徐州、南京、上海、葫芦岛、沈阳，洞悉国民党真实面目。1949年，他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经历俘虏营训练，穿着解放军服，徒步胶济铁路全线至青岛到上海，最终远走台湾……三年半奔波6700公里，烽火连天，关山夺路，乱中景象尽收眼底。1950年代，他进入（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做编审组长、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先后主编《台北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副刊，担任《中国时报》主笔和“人间”副刊主编，幼狮公司期刊部总编辑。阅尽台湾文化界内幕和各色人物的苦辛与沉浮。

王鼎钧著述颇丰，有作品近四十种，大致可归为回忆录、散文、人生四书、作文四书几种，尤以散文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在台湾，有无数追随者在其作品影响下成长。但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在四十余种作品前，常常会有琳琅满目、无从措手之感。以前大陆出版社零星引进过他的作品，只能体现其创作的一些侧面。此次，三联书店将成系列地推出王鼎钧的作品，意在向大陆读者多层次、多侧面的展现这位文学大师的丰富、多样与深刻。首批推出的是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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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在台湾出版后，王鼎钧被大家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为什么？

首先是他经历的完整性。在对日抗战时期，王鼎钧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他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

王鼎钧说：“这些年，咱们中国一再分成两半，日本军一半，抗日军一半；国民党一半，共产党一半；专制思想一半，自由思想一半；传统一半，西化一半；农业社会一半，商业社会一半：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有人只看见一半，我亲眼看见两半，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其次，是他超越政治立场、个人恩怨的写作态度。他说：“我很想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思想，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没有阶级立场，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半个世纪前惊天动地的家国兴亡大事，在诸多研究著述里多是纪事本末，更何况还有所谓左左右右的立场。而他却要用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当事者情绪的老僧心境，记述那场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回忆录，用的是“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这自由，一方面是环境上的自由，而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因为唯有这自由，才能令回忆录摆脱自说自话、申冤诉苦的俗套，转而展现历史的真、文学的美，从而写出真正为历史而作、为读者而作的文章：“多少人都写自传，因为人最关心他自己；可是大部分读者并不爱看别人的自传，因为读者最关心的也是他自己。所以这年代，人了解别人很困难。我写回忆录在这个矛盾中奋斗，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我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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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灵魂的壮阔史诗

这样的经历，加上“居乎其上”的视角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使得这套四部曲，与整个时代紧密勾连，写出一代中国人的颠沛流离，家国之难。

无论是《昨天的云》里争来斗去的地主游击队，唱歌挑水的八路军，夹缝生存的保安大队长和翻译官，疯爷，国民党模范县长范筑先；还是《怒目少年》里的国民党兵痞、学运英雄和学潮、宛西别廷芳的乡村自治、青年军；再到《关山夺路》里国共拉锯战中一面挂蒋公照片，一面挂毛公照片的村公所，沈阳城外天寒地冻出来挖铁路的解放军，日俘日侨，山东土改“难民”和还乡团，国军俘虏和曲折逃亡……这一切都大大修正和丰富了原有的历史图景，以前所未有的细节和跳出纸面的生动鲜活，冲击着读者的视线。亦如历史学者王奇生先生所说：“三年国共内战正值作者青年时期，战局最剧烈、政局最纠结、出路最迷茫，青年人的感应又最敏锐，而在老年作者笔下，平心静气，娓娓道来，竟是如此有声有色，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

台湾作家、出版人隐地在谈及阅读感受时说：“当时天下已乱，但此书脉络清晰，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战争年代，彷佛读有趣的章回小说，小故事一个连接一个，而其实是鼎公用自己的青春与血泪换来的！”

经历了大时代的纵横捭阖，无数次在战火席卷的大地上向死而生，王鼎钧称自己是“该死不死”的人，但当他晚年撰写这“青春与血泪”换来的故事时，却说：“读者不是我们诉苦伸冤的对象，读者不能为了我们做七侠五义，读者不是来替我们承受压力。拿读者当垃圾桶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出气筒的时代过去了，拿读者当拉拉队的时代过去了，读者不能只听见喊叫，他要听见唱歌。读者不能只看见血泪，他要看血泪化成的明珠，至少他得看见染成的杜鹃花。心胸大的人看见明珠，可以把程式反过来倒推回去，发现你的血泪，心胸小的人你就让他赏心悦目自得其乐。我以前做不到，所以一直不写，现在才写出来，所以我自己说：为了雕这块璞，我磨了十三年的刀（按：指《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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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政治、特务交织组构的奇妙江湖

对于大陆读者来讲，最感兴趣的也许是四部曲的第四部《文学江湖》，它记录的是作者1949年到1978年在台湾近三十年的亲历亲闻，着重描述了这三十年间台湾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历史学家高华生前对此书评价很高，在他看来，大陆读者对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间的生活，所知甚少。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於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此书是了解台湾三十年历史风云的绝佳入口。”

如何描述那个白色恐怖时代？王鼎钧用了“禁忌”“匪谍”“反共文学”等几个关键词。

禁忌：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

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蒋氏独裁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对人身的严密控制。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实际行动中，也不断“做出”匪谍案。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後”，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生动地写到，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

反共文学：蒋氏对其在大陆的失败还有一个重大反省，那就是文艺阵线的失灵导致人心涣散，因此特别强调文艺的作用，五六十年代开始利用党政资源改造再造，用文艺来反共。王鼎钧先后与五六十年代文艺政策最高决策、执行的核心人物张道藩、魏景蒙等人近接共事，得以对反共文艺内幕有深刻的体会和洞察。如杨照所说：“王鼎钧具备了局内、局外双重身份，他可以在局内观察理解这些文艺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关怀与具体困扰，也可以从局外洞悉各方势力交错产生的矛盾紧张，唯有同时提供局内局外视角，这段诡异却现实的文艺历史，才有机会明白彰显。”

尽管为这段无所不在的威权政治所裹挟，这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心理压抑，创痛巨深”，但是并没有丧失对个体、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仍旧有一层自由的底色，如王鼎钧先生自己，也仍保持着对社会的一份深切关怀。无怪高华先生评价王鼎钧的作品：“……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