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

《晚安玫瑰》；迟子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近日推出小说新作《晚安玫瑰》，讲述哈尔滨的另一段历史——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故事。在上个世纪，有一批犹太人流浪到了哈尔滨，关于他们的故事非常凄美，小说中写了吉莲娜这个人物，一个经历非凡的岁月老人，把异域认作故乡。

这个故事关于救赎。《晚安玫瑰》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两位主角，报社校对员赵小娥、犹太女人吉莲娜，还是报社记者黄薇娜，印刷厂老板齐苍溪等，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

杀了魔鬼，也有罪吗？关于忏悔的问题，发人深省

《聊斋志异》当中有一篇《郭安》，讲了两个小故事：某人遭误杀，凶手被捕，受害者的父亲到县衙哭诉，称自己大半辈子就这么一个儿子，今后无以为生。知县于是把凶手判给丧子的父亲当儿子。另一个故事，某人被杀，死者妻子与凶手对簿公堂，知县忿然痛斥杀人者：人家好好的夫妻，因为你夫死妇寡。于是判二人合卺结婚。文末，作者蒲松龄感叹，如此判决，不可理喻。后来，这篇《郭安》被当代作家汪曾祺改写为笔记小说《明白官》，亦讽刺两位官员的荒唐判决。笔者无意推翻两位作家的判断，只是需要强调，故事中的荒唐不在于“认贼为亲”的结果本身，而在于，故事中的司法机关没有让杀人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并且用强制手段迫使受害人家属与凶手重组家庭。

假如，罪犯并没有夺去受害人的生命，而受害人的家属能够自主选择，“认贼为亲”仍然是荒诞的吗？迟子建的新作《晚安玫瑰》，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者赵小娥生来就是个苦命的女性。她的母亲在一个中元节的夜晚被人强奸，事后向丈夫隐瞒。赵小娥出生三年后，养父意外发现女儿不是自己的骨肉，而是妻子与强奸犯的孩子。赵小娥的母亲从此被亲人邻里唾弃，郁郁而终。在屈辱中长大的赵小娥发誓为母亲报仇。终于，她在哈尔滨意外地遇到了当年的罪犯、同时也是她的生父——穆师傅。这时，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超过了强奸罪法律追究的最高年限（20年），穆师傅再难受到法律制裁。赵小娥面临三种选择：第一，放弃复仇，切断与穆师傅的联系，忘掉此事；第二，坚决复仇，杀死穆师傅为母亲雪耻；第三，就是“认贼为亲”，父女相认，组成新家庭。

赵小娥背负耻辱的身份，追凶三十年未果，仍然念念不忘。如今真凶浮现，她怎么可能就此作罢？二人之间，必然要做一个了断。这样一来，只剩下两种选择——复仇显然是违法的，如果杀了人，无论是否有三十年前的那场强奸，赵小娥都将付出严重的法律代价。而和解呢，赵小娥又难以接受——恨且未已，焉能谈和？最终，赵小娥精心策划了复仇，她决定假意接近穆师傅，邀他去江上划船，伺机将不会水的穆师傅推入江心。这一不留痕迹的杀人计划，能帮助她逃脱法律制裁。在江上，当赵小娥悄悄靠近背对自己的生父时，紧张地打起哆嗦。穆师傅察觉了赵小娥的异常，赵索性与之摊牌。事情的进展比她计划得更加“顺利”，在赵小娥的谴责下，穆师傅投江自尽。大仇已报，又不用受到法律追究，然而赵小娥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她一度精神失常进了医院。出院后，她内心的痛苦久久无法平息……

如果赵小娥要直面罪恶的生父，和解会不会比复仇更好？作家迟子建这样想。为此，她在小说中着重写到了赵小娥在哈尔滨的房东、犹太老婆婆吉莲娜。吉莲娜是遗腹子，她出生于哈尔滨，母亲改嫁给一位犹太商人。吉莲娜长大后，日军侵略东北，与移居这里的犹太人订立计划，扶持他们在东北复国。吉莲娜的继父参与其中，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帮助一位日本军官迷奸了吉莲娜。对于自己的继父、施暴者的帮凶，吉莲娜也选择了复仇，她隐秘地毒害了继父。日本战败后，强奸她的那个日本军官剖腹自杀。然而，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吉莲娜始终在忏悔自己的复仇，她觉得，自己当初应该消泯仇恨。赵小娥复仇后，寝食不安，吉莲娜把自己的相似经历告诉了她，并且说：“我杀了他，我要洗清的是自己的罪。”赵小娥脱口而出：“杀了魔鬼，也有罪吗？”

赵小娥提出的这个关于忏悔的问题，发人深省。

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如何忏悔和宽恕

中外文学世界里，忏悔主题的作品并不鲜见，迟子建曾自述《复活》和《悲惨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晚安玫瑰》的故事内核，与托尔斯泰的《复活》有相似之处，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强奸了少女卡秋莎，并弃之而去。多年后，聂赫留朵夫遇到沉沦堕落的卡秋莎（马丝洛娃），开始了自己的忏悔之路。不过，小说《复活》的核心，是聂赫留朵夫的悔过自新，是施害者的“复活”，《悲惨世界》、《罪与罚》等名著同样如此。而迟子建在她的《晚安玫瑰》中，关注的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如何忏悔和宽恕——“杀了魔鬼，也有罪吗？”赵小娥之问的独特性，正在于此。

受害者是无辜的，值得同情。他们受害之后，作者希望他们宽恕——“认贼为亲”，岂不放纵了真正的恶人？受害者复仇之后，作者又追问他们的忏悔——“杀了魔鬼，也是有罪的”，岂不太过苛责受害之人？

莫言与迟子建一样，关注受害者的宽恕。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莫言讲了他母亲的几个故事。拣麦穗的母亲被麦田看守员扇了一个耳光，多年之后，看守员成了老人，莫言企图去报复，被母亲劝阻了：“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结合莫言的年龄，不难推断，母亲拣麦穗发生在19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饥荒之下，无粮可吃，但由于“放卫星”的恶果，集体的麦地没有割麦放粮，母亲拣拾落在地上的麦穗也要被没收，还受到了掌掴。对那个打她耳光的看守人，母亲在重遇时，选择了宽恕。在苦难的生活中，母亲帮助莫言与假恶丑的堕落相对峙，成为演讲中精神的象征。在迟子建之前，巴金用他的笔，表达了一个受害者的忏悔。在“文革”时期，巴金饱受折辱，他的妻子萧珊在红卫兵的迫害中死去。但是，浩劫过后，巴金忍受年衰病痛，怀着巨大隐忧，用曲折的文笔吞吞吐吐地写出了真心忏悔的《随想录》，成为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良心。“饥寒起盗侠”，在苦难的年代，人们的身体受到摧残，人性也受到考验。每一个欺辱别人的人，自己又何尝没有受到苦难的伤害？每一个受到欺辱的人，又何尝没有在苦难的腐蚀下伤害过别人？莫言母亲的宽恕，是在宽恕人类的不幸；巴金晚年的忏悔，是在忏悔人性的堕落。

时过境迁，迟子建淡化了时代的苦难对人性的侵蚀，她强调的“恶”是一种血缘关系。正如张承志在他的成名作《黑骏马》中，写到一个被强暴受孕的蒙古姑娘索米娅。未婚夫知情后无比愤怒，而索米娅坚决捍卫腹中的胎儿。她遭到未婚夫的遗弃，艰辛地把女儿生了下来，并抚养长大。在她看来，强奸犯的孩子，也是一个生命。当白音宝力格（未婚夫）重新寻访索米娅时，小女孩其其格已经九岁了，看到这个天真的孩子时，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错误。而在迟子建《晚安玫瑰》的最后，赵小娥冷笑着对吉莲娜说：“我没罪！您不要责备我，我是在坟场受孕的孩子，是魔鬼的化身！”“我没罪”和“我是魔鬼的化身”使这段辩白显得矛盾而无力。赵小娥无法摆脱与穆师傅的血缘关系，迟子建以此深刻地揭示：那些受害者，身上也留着施害者的罪恶的血，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做他人的道德审判者。每个人都应该用爱的力量消泯仇恨，从而洗去自身的罪恶。

当今时代，现代主义思潮对人性的怀疑和失望尚且成为过去，更遑论相信宽恕和忏悔、相信人性“复活”的“传统”思想？如今，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人性被看成卑微渺小、人生被视为绝望和无聊，于是在文学上，作家们渲染“恨”，以构筑残忍的世界为乐，似乎只有恶才是深刻的。迟子建从小在北极村长大，每年的十月份至次年的五月，都在风雪弥漫中度过，当代中国作家中没有人比她更熟悉寒冷，她说：“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从宗教的意义来讲，人就是偶然抛到大地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这就像北极村的极夜中，“如果有一个火炉，大家就很自然地朝它靠近。我觉得一个作家要自觉地去寻找这团火。”

迟子建把她的新作命名为《晚安玫瑰》，小说中借赵小娥的朋友之口，将男人和女人比作蜜蜂和玫瑰。为什么是玫瑰？我想，因为玫瑰是有刺的，当它受到伤害时，可以用自己的坚刺回击报复。在“玫瑰”之前，迟子建道了声“晚安”。小说中，吉莲娜和赵小娥的母亲都是在夜晚被强暴的，夜晚因为人性的恶而更加黑暗。如何面对黑暗？迟子建的回答是晚安，温柔的问候，呼唤的是玫瑰收敛自己的芒刺，用宽恕和忏悔等待黎明。

迟子建常常引用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一句话：“《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的序言，我特别感动。他说，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