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和《晚安玫瑰》

作家迟子建

《晚安玫瑰》；迟子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对犹太会堂来说，那样的穹顶在我眼里就是泪滴！这泪滴关乎故园，关乎爱情，关乎宗教，关乎生死，一言难尽。但我用心感受到了——这样的泪滴就像晨露，历经沧海，依然闪闪发光！”

《晚安玫瑰》是迟子建的作品中，为数不多落笔在城市的小说。故事发生在哈尔滨，80多岁的主人公吉莲娜，是早年流亡到这座城市的犹太后裔。

迟子建描绘的老女人不少，《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叙述者就是个年事已高的酋长的女人，《黄鸡白酒》里的春婆婆活过90岁依然在冰雪中行走自如。用迟子建的话说：“那些历经沧桑的女人，当她出现在舞台上时，她会放下镣铐，回归自然，把最天籁的舞蹈呈现给你。”这一次的主人公吉莲娜亦是如此。

因为特殊的宗教背景，吉莲娜心中有神，独自生活的她精神生活极为丰富。迟子建说：“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知不觉都做了物质的奴隶，可是在我的作品中，吉莲娜一直是精神世界的主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物，故事中的每一个人，虽然各自身上背负着不同时代给予的印记和命运，但他们同样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

《晚安玫瑰》是迟子建用时最长，篇幅也最长的中篇小说，自然也注入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情：“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对犹太会堂来说，那样的穹顶在我眼里就是泪滴！这泪滴关乎故园，关乎爱情，关乎宗教，关乎生死，一言难尽。但我用心感受到了——这样的泪滴就像晨露，历经沧海，依然闪闪发光！”她一一走过故事发生的场景，把她眼中这“泪滴”所关乎的一切，都记在了即将出版的这部小说里。

三联生活周刊：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玫瑰”也只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取名“晚安玫瑰”？这四个字更像一句问候。

迟子建：我构思好一篇小说，落笔时，一定要给小说取好名字。好像没有标题，就像一个家庭没有主心骨，人物出场后会没有踏实感。当然，这个标题在完稿之后，可能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并不多见。

《晚安玫瑰》最初的篇名是《弑父的玫瑰》，小说交给杂志社和出版社后，编辑们都觉得“弑父”过于直露，包括王安忆，有次通电话，我跟她提起这个篇名，她也说不好，所以我下定决心改。最初改成《时间之河的玫瑰》，被否定了，最后定名为《晚安玫瑰》，编辑们都说不错。“晚安”的意象，来自那天我因改不好篇名而难以入眠，午夜时分，多想有人跟我道声“晚安”，刹那间就有了这个篇名。为什么不管怎么改，我都没有去掉“玫瑰”二字呢？因为齐德铭死后，赵小娥去犹太老会堂“接受”他的“求婚”，就是别着一枝玫瑰去的，而玫瑰柔软、芬芳、带刺的特征，特别与我的两位女主人公的气质相符，所以就确定了这个篇名，带有“安抚”的意味。

三联生活周刊：主人公是犹太后裔，故事很多情节都涉及宗教的历史、建筑、节日等等。在这个小说中，“宗教”好像只是人物的一个身份背景，但又是整篇所强调的精神生活的具体化，应该怎么理解？你似乎一直对与宗教、救赎有关的题材特别感兴趣？

迟子建：我对宗教确实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人的终极去处，不同的宗教，给出的归宿却是相似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物质化了，真正活在精神世界的，又有多少人呢？你打开电视，看到的基本是物欲的情景，尽管他们打着“文化”的标牌，但那一场场看似光鲜的“秀”，在我眼里透出的却是陈腐的气息，无边的衰落，就像我在意大利参观庞贝遗址时，看到那一幅幅奢靡淫乐的壁画，那是火山喷发前，庞贝的生活图景。宗教不能打破政治利益构架的世界格局，但它能为人的心灵世界注入清泉！在我眼里，没有精神生活的人，虽生犹死。而有了丰饶精神生活的人，哪怕双足陷于泥泞之中，前方是无边的荆棘，后面是危崖，他也会镇定自若，感受到来自天庭的阳光。《晚安玫瑰》的吉莲娜，她在晚年之所以有那么丰富的精神生活，与她心中怀揣着一份永难忘怀的爱恋和宗教，都有关系。在这里，宗教不是符号，而是吉莲娜生活的一个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要设置写作的难度以保持创造力，《晚安玫瑰》里设定的难度在哪儿？

迟子建：最大的难度是写吉莲娜和赵小娥的灵魂“救赎”——因为我面对的是两个有“弑父”行为的女人。她们因为生活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命运，其痛苦和幸福也是不同的。没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她们的命运不会这样的。可如果过分强调时代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又容易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把人物给写简单了。

三联生活周刊：这篇小说是你用时最长的中篇，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是想在其中表达的？

迟子建：《晚安玫瑰》应该是个比较复杂的文本，我想读者对它会有不同的解读。对我来说，我喜欢吉莲娜这个人物，这个孤傲、清洁、有过刻骨铭心的爱与痛，有过罪恶，又满怀悲悯之情的女人。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做了赵小娥的“教母”，她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走向她期待的来世了。可是真的写到吉莲娜诀别人间的那一刻，我还是下笔艰难，不忍与她告别。可我知道，无论是故事中人还是生活中人，都将与这个世界告别。没有告别的，是她们留下的爱情传奇。其实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开花的，也不是所有开花的爱情都能结果的。那些夭折的爱情，往往就是动人的爱情传奇。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写的城市题材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哈尔滨，包括现在这部《晚安玫瑰》，可以说这是你对哈尔滨的一种情结？

迟子建：我生于北极村，17岁前都没有出过大山。我少年时代建立起来的世界观，是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所以我的文学，与大自然枝缠叶绕，难解难分。1990年我调到哈尔滨工作后，开始了城市生活。不过在最初的10年，我对这座城市没有什么感情，每年还是有多半的时间待在故乡。而对它的认同，很奇怪的，竟始于一次外出归来。有一年秋天我外出回到哈尔滨，从机场回城的路上，看着窗外北方原野的风景，有股莫名的感动。在那之前，我生活在这座城市，总感觉融入不了它。大概从那时起，我对哈尔滨有了亲近感，愿意了解它的历史，愿意走近它一直敞开的怀抱。就这样，从《起舞》开始，我将笔伸向了哈尔滨，伸向了都市。很奇怪的，我描写都市的房屋和街巷，没有陌生感，也许我把它们当成了自然的一部分。通过这一系列作品，我的笔和哈尔滨结了缘。如果你问我对哈尔滨的情结是什么？我会说，我和它成了亲密朋友。写作这些作品时，我探访那些老街区，参观教堂，看中东铁路开通后留下的那些老建筑，我嗅到了芳华之气。真正的芳华可以穿越时空，不会泯灭和消散。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年你创作题材的转变，也是顺应了这种情绪的变化吧？

迟子建：我认为我的写作一直是有延续性的，所以如果说转变，那么这个转变也是静悄悄的。当你的心融入了一座城市，你就愿意打量它，描写它。虽然我写了关于哈尔滨的系列小说，但我的故乡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世界中依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位置，我还会写它。只不过我的笔以往只游走在一个区域，现在区域扩大了而已。比较而言，城市人“疗伤解痛”，可能比乡村人要艰难。因为大自然是隐形的心理医生，而我们在城市缺乏这个。不久前我写了篇散文《谁能让我带走星空》，写的是我在故乡过完年返城时，家人为我带上各色绿色吃食，由此生发的感慨。因为那些物质食粮不是我在城市最缺乏的，我缺乏的是故乡的灿烂星空——可是谁能让我带走那样的星空呢？我们的城市，又是什么时候与这样的星空作别的呢？

三联生活周刊：写乡村还是城市，仅仅是题材不同吗？

迟子建：作家其实一生都在唱独角戏，只不过他们可以变幻成多个角色，勾勒出人世的众生相。从这个意义说，不是说乡村题材的就好驾驭，都市题材的就难驾驭——因为人性的复杂是普遍性的，不分都市与乡村，而描写人性，是洞见一个作家才华的关键。我想只要作家对一个题材产生了“感情”，他们的笔就能投入进去——不管它投入的是哪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