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的无冕女王

小说的价值难以判断，要凭借小说在创作界加冕则更难。虽是如此，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却早已成为侦探小说界毋庸置疑的无冕女王。她于1920年出版的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被认为是最畅销的处女作，虽然那是阿加莎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她的表现就像老手一样精炼”（《纽约时报书评》，1921年）。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可爱小老头在故事中登场，这是已经退休的名侦探赫尔克里·波洛，阿加莎逐步带领读者走向各种有关罪犯的错误假设，神秘迭起，在波洛先生解开案件前，人们只能不断猜测，无法放下这本有趣的书，而波洛后来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恐怕是阿加莎本人也始料未及的。

当阿加莎还姓米勒，而非克里斯蒂的时候（克里斯蒂为第一任丈夫的姓），她的创作就已经开始了，最早她所尝试写作的是一些诗歌、小说以及剧本。这既是来舞台剧的熏陶，和家庭的影响也密不可分。阿加莎的母亲是一个受到良好教育，且思维活跃的女性，在将长子和长女都送到顶级寄宿学校之后，竟突发奇想决定不让小女儿在8岁之前接受教育，理由是保护大脑和视力。但小阿加莎出于对文字天然的喜爱和强烈的好奇心，一旦遇到感兴趣的字，便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姆妈询问，于是在她5岁时，姆妈来到阿加莎的妈妈面前，“很抱歉，夫人，我恐怕小阿加莎已经学会阅读了。”

这件事的细节在一部她生命最后十几年写作的自传里有所描述，她的外孙马修·普利查德在几十年后如此评价这部自传：非常真实。她是如此享受写作，借助自传，阿加莎有机会重新回忆幸福的童年，以及其他时期的愉快的经历，对于那些不愉快的经历，则尽量不去提及，虽然曾经被第一任丈夫抛弃，经历过战争、生离和死别，但似乎只有快乐才是阿加莎生活的主旋律。在晚年时，她更加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也更懂得如何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如沐春风，即使写作使她获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功，但作家的身份永远在家庭主妇之后，排在第二的位置。

阿加莎开始涉足侦探小说实则源自一件小事，而最初影响她的作家也是狄更斯，而非柯南·道尔，她的笔触之中有着狄更斯的痕迹，“是狄更斯哺育我长大的”，“《艰难时世》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书，我还喜欢奥斯汀的作品，最不喜欢的作家是萨克雷。”但后来加斯顿·勒鲁的《黄屋之谜》激发了阿加莎创作侦探小说的兴趣，可姐姐麦琪却给热情满满的她浇上一头冷水，“我敢打赌，”麦琪说，“你绝对写不了杰出的侦探小说！”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结局，故事的过程也显得不难推断了，这是最失败的赌约，也是最成功的激将法，阿加莎不仅写出了优秀的侦探小说，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仍然笔耕不辍，成为第二个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的领军人。她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融入到个人创作中，1916年，阿加莎进入医院为一战中受伤的军人配药，从一个普通护士成为一个有职业资格的药剂师，对药品，尤其是毒药的了解，是一个顶尖的侦探小说家的必修课。这段经历也让她认识了许多从比利时逃亡到英国的难民，还记得她笔下的重要角色，比利时退休侦探波洛先生吗？这些比利时难民正是他的原型。阿加莎从未辜负任何上天对她的试炼，旅行、工作、生活，对一个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作家来说，一切皆可为素材。

在阿加莎的时代，一个没有名气的年轻作家要出一本书往往比现在更难，即使你拿着一部如《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般优秀的小说。阿加莎多次碰壁之后，终于有出版人打电话给她，约她见面商讨出版事宜。她的第一个出版人显然具有出色的眼光，不仅答应出版《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还与阿加莎签约，要帮她在之后的六年出版六部小说。初期，阿加莎是最合作的作者，她会应编辑的要求对作品进行修改，但随着她的创作日渐成熟，阿加莎再也没有因为出版商的建议修改过作品。因为她开始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是坚定的，甚至是固执的，不可以轻易修改自己的作品。”

从1920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到1973年，写完老年汤米和塔彭丝的故事《命运之门》，阿加莎长达五十多年的创作从未停歇，虽然她只能用三个手指操作打字机，但一旦她啃着苹果在浴缸中完成构思，下笔就如有神助，她的外孙马修形容阿加莎的创作是非常有规律的，每天早上起床开始写作，持续到中午，下午则对文章进行润色和修改，不留给别人干预和插嘴的空间，第二天重复这个过程，几十年如一日。一个真正从事创作的人，是会感觉自己停不下来的，因为他的工作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生活。在马修二十多岁时，是他与已经七十多岁的外婆阿加莎心灵最接近的时刻，那时阿加莎所创做的主角，也正是马修所处于的年龄，“我11岁开始读外婆的作品，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读，早期喜欢马普尔小姐的故事，后来喜欢波洛，现在则最喜欢1967年她写作的《长夜》”，谈到外婆对创作的态度，马修笃定道：“我认为她一生从未想过要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