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芝加哥世博会的记忆

《白城恶魔》

作者： 【美】艾瑞克·拉森

译者：刘永毅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亨利·詹姆斯说：“有趣的情境有了，但趣在哪呢？”《白城恶魔》好像完全照这话来写的。

我是说，无论作家还是记者，有些作品免不了像作文一样写成——先将欲写之事结构化，比如心里先有一个时代主题，一个场景，一个宏观数据基础，仿 佛扑过去，撺掇些人在其中闹些事，希望这些事能反映大时代，并希望以技巧将人与环境水乳交融。再刻意一步，就成了《纽约时报》特稿八股，趣味也结构化，结构化的代价是故事和人物从前景退到背景里，却又不是什么精彩的讲述——不是让人预感故事的发生，而是让人预感到故事必然发生的乏味。

或许这真不是能产生《光荣与梦想》这类有思维密度的编年史的时代，有的只是读者的干着急——看着作者罗列资料，恨不得替他们行使洞察力，客观却继续成为他们的托词——尤其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非虚构作家，却反而和法国“新小说”家说着同样的辩护词（没想到两种平庸如此相逢）。当他们以现成材 料，就事论事，却仍然——想写却不能写出生活的意义，他们就诋毁生活的意义，或者诋毁生活的无意义，仿佛一个畅销的成功学作家也总能在书尾或前言怒斥光明 的消失，以及伟大时代不再，是为犬儒之滥用。

说到这，我还是坚持对爱因·兰德们肤浅哲学的批判——自然主义风格的客观、滥竽充数的记者口吻的历史研究（甚至已开始占领历史学领域）却恰好是 让“现实主义”在文学中蒙羞。他们令现实更模糊、更无意义、更琐碎、更屈从于庸俗哲学。但《白城恶魔》，终于让这种“Juxtaposition”（并列 存在）手法稍显特别——我一向认为，跨文体的错位努力，正见一个作家的真诚，无论他是纯文学作家还是一个记者，他都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

艾瑞克·拉森的文学企图在于——他要创造这样的命题：强行建立1893年世博会创造的奢华古典的芝加哥白城展区与1893年真实的河上漂着死猪的芝加哥城的关系；强行建立一个世博会建筑师和一个连环杀手在同一个城市——芝加哥——抽象的对峙。非虚构作家艾瑞克·拉森想重建芝加哥的生活给当时人们 产生的印象——一个光鲜的世博会，遮掩着一个真正肮脏罪恶的城市。

他说：在19世纪后半叶的芝加哥，“为什么有人选择用创造不可能的事物来打发时间，有人则选择制造痛苦。最后这个故事还是关于善与恶的冲突，白天与黑夜，白城与黑城。”于是世博会建筑师与连环杀手两条线索并行。

作者说，他要讲的是建造和毁灭，这两股平衡的力——但这两股力从头到尾，在书中，都并没有真正相逢，并未如我庸俗地猜测，最后建筑师伯曼会和连环杀手福尔摩斯来一场捍卫城市的决斗——如果由我来想象，福尔摩斯的罪恶该有真正形而上的意图，就如约瑟夫·康拉德在《间谍》里描绘的那个试图炸毁格林尼 治天文台的恐怖分子，他的目的是让大英帝国“在时间上错乱”，就如在抽象概念里扔下一个炸弹。

但在人类犯罪史上，形而上学的犯罪毕竟少之又少——谋杀多半只会升级为恐怖主义屠杀，却很少升华为更抽象无害的哲学行为艺术，精神之路仿佛从来就被堵住了，许多狂野的能量徘徊于原始的行为里——更多的死亡、更大的屠杀、更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或者，如芝加哥博览会边上住的那个家庭旅馆的主人福尔摩斯，只是让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少女，一个个从人们眼皮底下消失，并无深意，也并无自己的宽恕哲学，就和野兽无二。

从1880年到1893年的世博会期间，人们相信他一共杀害和肢解了200多人，包括他历任的情人、骗婚的未婚妻和妻子们，某个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女儿，包括女秘书，当然，如果200多人的数字可信，其余被害者大部分应集中于来看世博会的各地女孩，在世博会期间，她们住他的家庭旅馆，从此消失。

那时的美国，女孩们开始走出家门，到大城市来工作，或独自旅行，或者不告而别，私奔，多年以后写信给家里，说已经和相爱的绅士在英国生儿育女， 这样的事司空见惯，这是女人们自由迁徙的大时代、女权的时代，工作机会大流动的时代，女人玩世界的时代，却没有人想到她们早已被谋杀。

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期间，没有恐怖事件发生，这是19世纪最后的和平特征——至少对西方世界，总的说来，西方一度沉浸在人类学会共存的宽容里、沉浸在殖民主义明显的福音里，而非后来的种族灭绝的民族主义、反抗阶级压迫的时代呼声——这个时代的世博会少不了“野蛮人”的生活秀，芝加哥世博会 本想直播展出一个俾格米人小部落的生活，只因开幕当儿，去搜寻那个部落的上校在路上暴病而亡而未果。

1893年的芝加哥已是能让任何人成功“消失”的大城市，失踪人口一度是芝加哥解闷儿的事儿，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谋杀、屠杀的书，这还是一本展现“吞噬”的书，一个环境如何吞噬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消失在人海里的经验：你失踪的消息，首先会被拖延让人知道，人们会首先猜测你——出城了，远走了，私奔了，在另一个城市，你已经有着不该被打扰的另一个城市的隐私，比如另一个家庭，另一个丈夫，另一个妻子，1880年代的芝加哥警力捉襟见肘，虽然加强了巡逻，但难以追究每个个体的去向，是啊，说到这里你也许感叹这是没有户籍制度的代价，自由的代价……凶手福尔摩斯甚至可以近似重婚地生活，他在第一 个妻子的老家建了她的冷宫，但正因为如此，他第一个妻子稍微幸运——至少让她免于后来被杀害。

对一个城市，死亡却总不是最早的猜测。透过那些新鲜的高楼，你听到人们在歌唱吗？你听到死亡在歌唱吗？但城市什么也感觉不到，城市就像一个冰冷的媒介，吞没了善恶这两股力，也许还有第三股莫名的力，第四股……

这是一本把谋杀、连环谋杀、屠杀——尤其是屠杀各种女人——的行为，写成让她们一个一个“消失”的小说——突然，一个太太“消失了，再也没有回 来”，关于死亡，作者让人印象最深的修辞，就是如此，却也和事实相符合。邻居开始问福尔摩斯：“你房东的遗孀去哪了，房子怎么成了你的，你的未婚妻去哪 了……”，但问得很浅，就如最近美国刚刚破获的三个女孩被常年囚禁在邻居地下室的案子——这是个与恶魔为邻却懵懂不觉的故事，当囚禁她们的邻居大叔卡斯特罗拿着一张儿童照片对他女儿说：“这是我和我女友生的孩子”，他女儿才对多年以来地下室里的动静产生怀疑，罪恶已经像藤蔓弯过了篱笆，又探回来，才渐渐让 人发觉。

在描绘“消失”的过程中，作者努力将杀手的行为与城市的环境——作为诱惑——结合在一起：一半靠英俊的凶手爱的诱惑、个人魅力吊的胃口，一半靠 芝加哥大城市的诱惑，这些女孩自己送进城市的口来——先进入城市的大口，再进入他的小口。当然，这本书的故事仍然不像德莱赛或者哈代，通过写命运对人的步步紧逼，来说明生活环境的吃人。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个人选择之下的命运的紧迫感，只有杀手制造的命运的无常。这些女孩子仅仅生活在这里，就无辜地死去。

作者承认，凶手日记和其他审判文献以及周围人的回忆里，都没有能揭示作者的杀人动机，作者不得不动用了想象来解释——他描述凶手在他的毒气室里 肢解被害者的快感，不得不推测：凶手对这些女人怀着怎样的变态性欲——不但要占有一个女人，还要肢解她。凶手只在日记中承认了罪行的结果给他带来的梦魇： 有时会看见某些女孩的鬼魂，但始终没有透露动机。我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可以这样不了了之。

作者仅仅能从资料里给作案模式找出另一些根源：凶手福尔摩斯刚到芝加哥就和人学会了如何伪造尸体来骗取巨额的人身意外保险——确实，刚来一个城市，我们很想投机，从那些小广告开始贴起，但继而，投机让我们中的少数开始想欺骗，而我们中的更少数人最终会通过谋杀来欺骗——福尔摩斯大概觉得伪造尸体 却和被伪造尸体的人分钱是很烦琐的事情，因此，他将之简化成了谋杀。

邻近世博会的这片街区——恩格伍德区的人口在增加，顺应行情，杀手福尔摩斯也找了块空地造自己的物业，建起了自己的商住两用楼，佃户和雇员都是他下手的对象，在建楼过程中，他从建筑工人里物色了他肢解被害人的助手们。

在毗邻的白城——世博会的园区，美国摩天楼的创始人、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总监伯曼在忙碌，在焦虑：19世纪末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罢工，罢工导致窝工，最终导致了许多项目不能真正完工——没有一个世博会是真正完工的，却都能掩盖城市的真实面目。

芝加哥仍是个暴发户型的城市，它没有纽约那么有文化，更不用说巴黎，它不能解释富裕和贫穷为什么会共存、古典和现代为什么会共存，甚至，古典建筑为什么该出现在这里，但伯曼所代表的芝加哥建筑师最终否决了许多现代风格的提案，包括埃菲尔铁塔建筑师埃菲尔企图自我超越的建筑提案，伯曼最终没有让更 有现代感更预言新世纪的建筑成为世博会的象征——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最后选择了一种复古罗马的风格，这甚至在世博会期间就遭到当时极年轻的、后来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劳埃德· 莱特的猛烈抨击：本届世博会没有给美国带来现代生活的启迪，只是腐朽，只有旧时代的奢华挽歌，比之巴黎世博会是倒退，甚至比起伯曼自己开创的美国高楼也是 倒退。

但伯曼要辩护的是：这至少是一次教会暴发户型的美国人“欣赏建筑之美”的机会、让美国人开始对建筑审美。然而，建筑之美，无论古典还是现代—— 尤其是脱离了现实的建筑之美，往往就成了遮蔽现实的东西——倒退的、毫无根据的建筑风格更显出它与真实生活的反差。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则尤其如此。

至少，在这本书里，纵然建筑师和恶魔的故事内容五五开，但世博会的故事——正因为它如此，可想而知，工程如何有难度，最后如何好歹建得体面—— 不得不成为了恶魔故事的背景。当建筑师为世界造房子，恶魔正建造自己的宫殿，作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客人变成了主人，主人变成了屠杀者，这才是后来人们对 芝加哥那段记忆的重心。

在北京，在这如同嚼蜡的异乡、第二故乡，我没有成为一个恶魔，但我至少异化成了一个房奴，甚至还有可能异化成一个房东，居住在此的12年，能感觉到它的渐渐具有一种倾向……兴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戾气、一种污染。亨利·詹姆斯也许应该进一步说明：当环境具有足够的倾向性，环境就能召唤出“有趣的 故事”。

白城恶魔，他在人们的记忆里会是象征性的，尽管他杀人的目的“朴素”，只想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但人们的记忆就选择了它来描绘一个事件——一个带血的节日。一个世博会，发生时鼎盛，过去则是过眼云烟，迅速被遗忘、“不留存于活人的记忆里。”而恶魔则将被记忆神化。

至少在记忆里，而非在现实里，人们会将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通常，在现实里，我们周围的困境暂时不会那么戏剧化，可是在记忆里，不相关的善与恶是交锋的，这构成了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我们的价值观。最终，记忆成为了头脑中的独裁者，它产生了一种象征的诗意的浪漫的故事，将两种在现实里并没有构成 直接冲突的东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复杂的现实，回到了人类最古老永恒的道德主题：善与恶的天平上被评价——这又正是诗人的天职、文学的天职。

这本书在结构上还是非虚构。它让在现实里没有发生的冲突因素，也没有在书里发生。它似乎把这个任务仍给读者——怎样牢牢记住，和自己不相干却实在相干的事实。

当你在漂亮的城市、空洞的新区、虚假的景点里参观，你不至于忘记它背后的故事，它遮蔽的故事，它隐喻的故事，它同时代人的故事——这些都在顽强的，在被抹除记忆之后，继续增添着我们可怜的新记忆。

读完本书还真有一丝怅然，把一宗连环谋杀——尽管已算屠杀了——放在一个城市史背景下、放在一场辉煌的盛会的背景下去叙述：繁华落尽，人破落， 生命凋零。建筑师们的命运，也无非是将灵魂寄托在建筑上，暂依附于建筑的辉煌，之后终究要脱离它，潦倒而死。人类的行为纵然野蛮，其疾病也大有哲学化趋势 ——谋杀更像屠杀，强奸更像轮奸、乱伦、奸尸。正是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征兆。正是19世纪末的世纪病。

而我们的记忆，会把一切盛会，变成一个个个体的葬礼。这却正是记忆该有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