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献帝》：为曹操写一段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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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献帝》；柯云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柯云路，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他是炙手可热的作家。

1984年，他凭借长篇小说《新星》名震文坛，一出道就尽显锐气，成为“改革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李向南”几乎是“改革派”的代名词。紧接着问世的《夜与昼》、《衰与荣》，继续以“改革”为主题，对官场政治描写愈加深入。

接下来，这个一直着力剖析当代中国社会的作家，渐渐拉开了与当下的距离。他曾回到历史中，写过《芙蓉国》、《蒙昧》、《牺牲》等五部关于“文革”的小说，浓墨重彩描绘那段全民悲剧。他还跳出过文学，延伸到哲学、文化、社会、历史、心理、教育等众多领域。

在成名30年之后的2014年，柯云路带着一部全新的古代军政小说《曹操与献帝》，强势回归文学。

《曹操与献帝》再次展现他最擅长的政治、谋略题材上，只不过，舞台令人惊讶地回到三国时代。

一个被描写过无数遍的历史形象，被柯云路写出别样的精彩。

30年过去，柯云路从一颗顺应文学潮流的“新星”，变成疏离潮流的“独行者”。文坛在变，社会在变，而擅长“变脸”的柯云路，唯一不变的，大概就是给读者制造悬念。

【为曹操写一段爱情】

记者：您今年出版了《曹操与献帝》，同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曹操与献帝》让人耳目一新，您为这样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做了怎样的准备工作？

柯云路：我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一直有浓厚兴趣，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与研究。正是这种看来与文学无关的阅读与研究为《曹操与献帝》的写作做了准备。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作家，我始终怀有文学的企图，小说创作是我的主业，中国历史中故事浩瀚，可选择的题材很多。当我决定写《曹操与献帝》时，以往的积累发挥了作用。我很庆幸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作品。

记者：曹操这个人物是极端有魅力并富有争议的，您在新作中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曹操。这个形象在您心中是如何变迁形成的呢？

柯云路：中国人很少不知道曹操的，他几乎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以及文韬武略、忠奸权谋的集大成者。这个形象被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老百姓反复演绎、传说，家喻户晓。应该说，对于这样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曹操，任何新的写作都是一种挑战。我从小就读三国，之后研究历史，对曹操这个人可以说“情有独钟”。

但我写的“这个曹操”是个怎样的人，我只能说，任何书外的诠释都是画蛇添足。

记者：很多女读者觉得您写的曹操是女人的“梦中情人”，而白芍身上则承载了很多男人的梦想。虚构的爱情线让人看得很过瘾，为何您要加上这样一段感情线呢？

柯云路：这部作品写军事，写政治，写谋略，男性读者的喜爱我是可以预知的。但许多女性读者的喜爱却是事先未料的。

爱情与生死是永恒的文学主题，一部小说没有爱情是不完整的。《曹操与献帝》的爱情线并非外加的，它原本与整个故事是有机的一体。书中的郑康成是东汉末年的大儒，弟子无数，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史载他最终死于袁绍营中。我为郑康成设置了外孙女白芍。白芍的父亲死于与曹操相战的乱军之中，她听闻过许多曹操的负面传说，却又对曹操的诗文极为欣赏。当她带着“诛曹”的使命走近曹操，并以“主簿”的身份参与许多军政大事的制定与实施时，曹操的为人处世，使白芍每每处在难于抉择的纠结中。也只有这样，才会演绎出精彩绝伦的故事。

【写历史可以不受当下语境限制】

记者：这样一部充满政治斗争和智慧的作品，让人联想到最近很火的美剧《纸牌屋》，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曹操与献帝》的画面感很强，节奏和剧情都十分扣人心弦，是否会考虑拍成电视剧呢？

柯云路：从报上看过对《纸牌屋》介绍，还没有来得及看。说到电视剧，我的《新星》和《龙年档案》都曾拍摄成电视剧，并且有不错的收视效果。已有不少朋友建议我亲自改编《曹操与献帝》，我或许会做这样的尝试。

记者：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为什么有那么长的间隔？这期间您在做什么？

柯云路：近十年来，我陆续出版了一些心理学、文化学的著作，但我从未放弃过文学的努力，三十多年来我创作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

我希望自己的新作能够有所超越，如你所说，“让人耳目一新”。

记者：评论家白烨曾评论说，您总是能够根据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热点和自己的兴趣，找到新的题材。而您从前的小说也一直在连续全景式地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曹操与献帝》这部新作却聚焦古代，为何有这样的选择呢？

柯云路：一个作家选择何种题材有多种原因，“一直在连续全景式地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并非有意为之。中国近几十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凝缩了有些国家上百年的路，其中文学素材数不胜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新星》曾引起很大反响，但写作本身是寂寞的，《新星》1982年动笔，1984年出版，到电视剧播出时已经是1986年了，我在写作之初不可能预料到四年之后的事情，也许作品只是暗合了当时的某种潮流，包括人们期盼改革的愿望。

现在写《曹操与献帝》也只是我个人的一种选择，我喜欢这个故事，我能够驾驭和把握这样的题材。我在书中有一段话：“史家大多认为，曹操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中奠定了中国随后被晋朝统一的基础。其实，更确切地说，是曹操与汉献帝一同奠定了中国再次统一的基础。两人二十多年的共事，形成了一种别样的平衡体制。”我希望重新解读这段历史，重新解读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中有着权力本身的诸多奥妙，他们的关系也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写历史，写历史中的人物，无疑可以不受当下语境的限制，能更加淋漓尽致地自由表达。

【现在的“道歉”远谈不上深刻】

记者：回顾您的创作历程，您觉得自己的创作与当时的文坛有怎样的关系？例如《新星》《夜与昼》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小说和上世纪80年代的文坛，以《芙蓉国》《蒙昧》为代表的“文革”小说和21世纪初的文坛。现在，您的新作阔别多年登场，您觉得它和当下文坛有距离吗？是否还是您熟悉的环境？

柯云路：一个作家的写作，无疑会受其生活年代的影响和浸染。在我早期的创作中，更贴近当时的社会，文学探索也会感染当时的文学潮流。但到本世纪初，我的写作就和文坛的潮流比较疏离了。我连续写出五部“文革”小说，包括一部研究“文革”的专著《极端十年》，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可以说是一种更“独立”的写作。

记者：当下，“文革”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当年的红卫兵陆续出来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引起热议。这和您的小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中的情节有某种神似。您如何看待他们的道歉行为？

柯云路：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当代史中有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文革”，一个是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社会的所有变化都与这两个阶段有关。

我用大量的精力研究和写作“文革”是因为，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对“文革”的反思。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说，我们至今对“文革”的研究和反思是很不够的。我注意到陈小鲁、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包括其他一些人的道歉。我对这类道歉持正面评价。道歉总比不道歉要好，更比坚持错误好。从客观上说，他们的道歉也引发了一轮对“文革”的反思。这就是道歉的正面作用。但相对于“十年浩劫”对民族和个体的伤害，现在的道歉规模远谈不上大，也远谈不上深刻。社会需要做更多更深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