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在处理帛书残片

周世荣绘制复原的帛画《导引图》

由谭其骧率队最早拼复的帛画《地形图》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展示帛书残片 单颖文 摄

揭裱后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局部）

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共计10万余字，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领域，被誉为“地下图书馆”。

本月，《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以下简称《集成》）正式面世。这部7册繁体竖版的著作，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三方合作推出，是我国首部完整的马王堆帛书的释文和注释本，被誉为40年来帛书研究整理的“集大成者”。

在马王堆汉墓众多出土文物中，成批的帛书、帛画引起了学界普遍关注。在此之前，写于帛上的文书仅限于“传说”，几乎没什么人见过实物。1973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共计10万余字，分别抄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和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军事、体育、文学、艺术等领域，被誉为“地下图书馆”。

“对所有人来说，帛书的整理都是第一次，这是开创性的工作。”领衔国内帛书研究工作多年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认为，现在的整理条件和研究条件比上世纪70年代好得多，“马王堆帛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这个研究需要长期的、几代人的努力。”

“往往学术界讨论得热火朝天的东西，圈外人可能了解甚少，一种新的学术观点为人们普遍接受通常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成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认为，“传统文化要继承，就应该把新的正确的说法告诉公众，这是研究马王堆帛书最大的现实意义。”

“刀切泥砖”，揭取装裱故宫之过？

“帛书之所以整理到现在还有很多残片，故宫博物院的装裱师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故宫博物院把帛书搞烂了”……多位参与帛书发掘和拼复的亲历者表示，正是由于故宫老师傅没有提取和揭裱帛书的经验，采用了譬如“用刀切”分割已成“泥砖”的帛书，导致了帛书这一稀世珍宝遭到二次损坏的命运。

一时间，故宫博物院似乎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可惜故宫6名曾参与揭裱帛书的老师傅已相继故去，幸而当年主要揭裱者、故宫博物院修复厂师傅张耀选（已故）的一篇文章记录下了自创的提取、揭裱方法。

在这篇刊于1982年第三辑《文物保护技术》上题为《关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帛画、帛书的修裱》的文章中，张耀选写道：

在漆盒一格内发现一厚叠已成“泥砖”状的绢帛，面积22×16厘米，厚高8厘米。这一“泥砖”四边只比格小一点，连手指都不能插入，用手抓和用工具取都会损伤“泥砖”。我们先在上面盖一张水油纸，后垫一块棉絮，再从盒内取出，分装六个塑料袋，先用环氧乙烷消毒后，袋内灌入氮气密封，隔绝了空气，外装木盒运故宫博物院修复工厂后逐一开封施工……

关于“泥砖”，我们根据修旧书的方法略加改进行。将“泥砖”放入较深的瓷盆内，用蒸馏水浸泡，借水的浮力能揭开，先揭十几叠，十余人参加工作，每人负责一叠的揭剥成单片，共揭出四百余片。

参与帛书拼复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陈剑说，这篇正式发表的文章，是目前他可以找到的唯一一篇专门介绍当初揭裱情况的学术论文。

当年给张耀选等老师傅“打下手”的故宫博物院退休人员徐建华，认定期刊上记载的方法属实。他至今记得揭取帛书时，用的都是薄竹签，“不可能用刀”。而且故宫对帛书相当重视，老师傅们都亲力亲为，只有一些简单的工作才交给他们这些徒弟完成。老师傅们都不是研究古文的，只能按照位置来揭裱帛书，再交给当时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拼复，待专家们拼完之后再交给故宫重新装裱。“帛书破到那种程度，肯定得边拼边改反复好几回。”徐建华说。

裘锡圭说：“根据帛书研究者们的整理实践，大家认为故宫师傅绝对没有用刀任意切割帛书。”他认为，当被地下水浸泡了两千多年后，已呈“泥砖”状的帛书在揭取时必然会出现许多断片和残片。而且故宫师傅的工作是揭裱，不是拼复，有错在所难免。他特别指出，故宫的师傅即使拼贴有误，也至少是把残片粘在相邻的页面上，“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

“红楼”里的“高级拼图游戏”

据李学勤介绍，我国现代出土帛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出土帛书，但唯一一件完整的被卖到了美国，国内只剩一些小残片；第二次就是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量大，且保存相对完整，具有研究价值，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1974年3月，帛书出土不到4个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帛书必须及时整理，出土文物只会越来越差。”李学勤回忆，当时不超过20人的帛书整理小组人员并不固定，成员除了整理马王堆帛书，还承担了“红楼”（原北京沙滩红楼文物出版社）里其他简帛的整理等工作，研究都是交叉进行的。

参与马王堆发掘工作的湖南省博物馆（下称“湘博”）研究员高至喜认为，帛书拼复工作的难点还在于，很多帛书已经成了残片，而且不少抄录的文字是已经失传的古书，没有参考文本，以及总体文字量大。

在李学勤的印象中，帛书拼复的最大困难是很难用实物，甚至很难对照实物。较之竹简，帛书太易毁坏，当时只能拍下照片，打印到纸上，然后用复印件拼。由于“泥砖”样的帛书经揭裱后留下许多碎片，在整理时，发现哪一页有空缺，就到碎片里去找相应的图纸，犹如“高级拼图游戏”。“问题是这些照下来的图没有比例尺，常常是把小残片印大了，又把整块的帛片印小了。”

根据规定，帛书原件不能随便调用，每遇困境，小组成员便请从湘博调来的擅长绘图的周世荣“出手”。周世荣说，当时他是少数几个能提请查阅帛书原件的人，“我就用纸描出帛片的正确尺寸，在洗印时重新调整”。

周世荣在整理小组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与负责医书部分的李学勤、马继兴一起修复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导引图》——现存最早的一卷保健运动工笔彩色帛画，绘有44个做着如鸟飞、熊爬、猿唤等不同导引动作的全身人像，据说华佗的《五禽戏》就是受到此图的启发。

遗憾的是，这幅帛画在整理之前已屡遭劫难。马王堆挖掘时身在现场的周世荣记得，人们在一个漆盒里发现了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竹简都已散落，考古人员开创性地用丝线穿扎，把竹简按顺序固定好再吊出漆奁盒。这个方法保护了竹简，不料竹简下还有《导引图》和帛书《老子》，却导致《导引图》被扎烂，破损严重。更糟的是，考古人员把已经被破坏的《导引图》放到湘博三楼陈列室摊开时，这幅1米多长、40厘米宽的帛画被风吹散成碎屑，最后只能被送到故宫揭裱。

揭裱好的《导引图》在周世荣看来漏洞百出。“我感到有必要重新复原《导引图》。”周世荣说，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查阅各类医学资料，“社会非常支持，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复原的”。他记得，当时参阅的书中有些涉及养生和性文化，尽管都被列为禁书，但他到图书馆后只需要说自己是搞马王堆研究的，就通行无阻。

周世荣记得，对他复原完成的初稿，帛书小组成员对个别图像持有不同意见，但他自信钻研的成果，就在报上发表了论述，还配了相关部分的《导引图》。后来，帛书小组接到指示先出版《导引图》的彩色复原图。在此之前，周世荣已经完成了44个人物图的线描，帛书小组给了他一张绢，他就把草图垫在绢下描摹，画了整整两天才完工。

“返工的现象时有发生。”参与三号墓出土的帛画《地形图》修复的湘博研究员傅举有说。当时包括《地形图》在一起的三幅地图原来被折成24厘米长、12厘米宽的一叠，放在长方形的漆盒中，经过两千多年的叠压与地下水浸泡，被发掘时已成“泥砖”，而且折叠处都已断裂。故宫的老师傅花了一个冬天才把它们揭开。三幅图中最大的《地形图》裂成了32块长方形残片，裱在32张毛边纸上，分别用铅笔编号后摄下相片，复印了好几套给帛书小组拼图。

地图拼复最好能先找到一个地标，有考古人员发现在最上边的帛片中，有一块很大的墨绘半月形全黑图形，下面与河流相通，按理这是表示湖海等水域的标记。由于地图出自汉初长沙国丞相轪侯家族的墓中，他揣摩这很可能是古代湖南地图，并且认为这个半月形全黑图形代表洞庭湖，下面连着湘、资、沅、澧四条水系。

两三个月后，据此拼复的第一版地图完成了。“我们一看不对啊，怎么好些山脉都不相连，还有河水倒流呢？”傅举有说，被“洞庭湖”误导的第一次拼图宣告失败。

后来，由丘富科带队的中国地图出版社、由金应春领衔的国家测绘总局与谭其骧麾下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分成三个小组，各自在京沪两地拼图。

四五个月后，三组人马都整理得差不多，谭其骧率队来京讨论，最早拼复了《地形图》。“当时基本还是根据河流的走向拼的。”傅举有说，拼好后，将32张帛片按照一定的折叠关系折出来，号码对得上说明复原成功，“拼出来一看，那个黑黑的点不是洞庭湖，是南海。”

原来，古代的地图是“上南下北”绘制。这张图描绘的是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的地理状况，大体包括今天湖南、广东和广西交界的区域，向东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九龙、香港。

“这幅2000多年前的地图很科学，已经具备了现代地图的四大要素：山脉、河流、道路和居民点。”傅举有说，《地形图》河流的走向及弯曲的形状与当代地图基本一致，“根本想象不出古人是怎么测绘的！”更令人惊叹的是，这幅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地图还有比例尺，约1∶18万，比《大清一统舆图》还精确。“后来有人根据这

幅古地图去找九嶷山、灌阳古城、洮阳古城等，都找到了！”

再续帛书小组，终就《集成》

1976年“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帛书整理小组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工作。1978年2月，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成立，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工作并入其中，尚未整理完成的帛书篇目由各专家带回所在单位继续研究。

1978年，李学勤回到原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尽管多年来与几位学者陆续做了很多马王堆帛书的整理工作，但他坦言对多数原帛书小组成员而言，“回归”意味着承担了许多本单位的工作，无暇顾及帛书整理，研究进展缓慢。

“学术成果最丰沛的，还是在帛书出土后的那两年。”湘博马王堆汉墓研究组业务主管喻燕姣研究员认为，当时的帛书整理小组以古文字研究为主，同时配备了医药、天文、历史等各学科大师进行跨学科合作，比如帛书医书部分就是由学者李学勤和医学专家马继兴合作完成的，李学勤负责文字考释，马继兴承担医药学知识的解读。多位帛书整理小组的参与者都表示，即使在当下,也很难组织起这样的力量了。

据2010年起湘博对多位参与马王堆帛书整理专家的访谈，当时帛书整理的具体分工是：《老子》甲本拼合主要由唐兰完成，甲乙两本《老子》及卷后卷前佚书的释文和注释是经唐兰、张政烺、朱德熙和裘锡圭4人集体讨论，最后由张政烺定稿（平装单行本《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由于豪亮定稿）；《周易》经传主要是张政烺和于豪亮整理；《战国纵横家书》主要是唐兰与马雍整理，最后由唐兰定稿；《春秋事语》的释文和定稿都由张政烺负责完成；帛书医书部分由李学勤和马继兴合作完成；《导引图》主要由周世荣考订以及做线图和彩绘复原图；《地形图》和《驻军图》主要由顾铁符、谭其骧及其研究生团队、金应春、丘富科、傅举有、周世荣整理；《五星占》的整理由席泽宗、傅举有完成；《天文气象杂占》的整理由顾铁符、席泽宗等人担纲。

这一时期的整理成果，分别于1980年、1983年、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精装本《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其中“壹”涵括了《老子》甲乙本及其卷前卷后古佚书，“叁”为《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肆”包含所有帛书医书和医简。其时按计划应出版六册，“贰”为《周易》经传，由张政烺、于豪亮整理；“伍”是《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与所谓“科技”有关文献，由顾铁符负责；“陆”是术数类和兵书类帛书，包括《阴阳五行》、《刑德》等篇目，由于当时无人整理，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李学勤才接手这部分工作。1995年顾铁符去世后，“伍”也交由李学勤继续整理和研究。

1995年，国家文物局请李学勤牵头，重新恢复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工作。

2008年年初，湖南省博物馆希望对30余年来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未发表的帛书及其他残片进行归类分析，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的释文和注解。经过反复酝酿和磋商，2008年9月，湘博找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中华书局达成合作协议，成立《集成》编纂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直至今年完成出版。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冯宝志说，《集成》的出版客观上推动了一些帛书研究项目的进程。

李学勤说，帛书研究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复原帛书、释文和注解，“复旦的条件与我们当时不一样，这几十年发展太快”。在此次拼复工作开展前，湘博已将所有帛书、竹木简、木牌、帛画及相关全部残片拍摄了高清数码相片和反转片，交给编纂小组用于释读。

陈剑介绍，中心近年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利用帛书“空白页”及“衬页”上反印、渗印的文字，对帛书内容进行补正并进一步拼接残片。其中，“空白页”是指帛书正文结束后到卷末遗留的空白绢帛，“衬页”是指大张整幅帛书折叠存放时衬入的空白帛，它的作用是为防止帛书文字面相向折叠后字迹磨损。根据反复拼对，中心研究人员发现，现在作为若干大片的帛书衬页，曾被有的学者误以为是分别用若干片衬帛覆盖于相应正文帛面上再加以折叠的。其实，衬帛原本就是一整张，长度为原帛的一半或略长，覆盖于帛书之上，再一同折叠起来，然后才断裂成若干片的。“衬页的排列顺序和帛书衬页两面被印上的文字，以及衬页上从原帛粘连下来的正文小帛片，都可以作为帛书补漏或残片拼接的重要依据。”

陈剑说，拼复残片时的最佳状态是连续工作一个月以上，可以记住几百个残片的文字和模样等信息，看到帛书空缺处就能迅速联想起来，并逐一比对验证。“这次研究整理期间，我自己所负责的《周易》经传部分就补上了100多处残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补上了七八片。”

“使用这些渗透在绢帛上的文字，使得文物残片的可利用性提升了。”冯宝志说，电脑加工技术使更好呈现帛书内容成为可能。《集成》中3册是图版，其中2册为展示新拼复成果的整理图版，1册为未做新拼复的原始图版。冯宝志说，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对于2册整理图版，中华书局此次不仅使用了无反光纸印刷，还在调色环节请了湘博的喻燕姣、复旦的周波来跟机调色。

由于电脑屏呈现的颜色与打印出的颜色仍有偏差，通常是喻燕姣调出颜色后打印，经过反复比对和再调整，配置最接近帛书原件的颜色。“我们认为，保障文字的清晰度是第一位的。”喻燕姣说，在调色时，如果帛书颜色因老旧或潮湿呈深褐色，显得与上面的文字墨迹颜色接近，他们还是会调淡帛书颜色，增加文字与底色的对比度，让文字更清楚。

在此次出版的《集成》中，每段有释文的文字下，都标有两个编号。《集成》编辑、中华书局古籍图书出版中心主编张继海介绍，帛书在誊写时是不同篇目连续抄录的，在另一本文献展开前，用黑色小方块做起始标识，在这次出版时，《集成》为了方便人们阅读，每一部书都进行了单独断篇，所以第一个标号是《集成》的编号，第二个标号是上世纪80年代文物出版社出版时的编号。

另外，在每段释文部分，还呈现了多项解释。《集成》编辑、中华书局工作人员石玉介绍，一般先给出文物版《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注释，再补充相关研究成果，最后是《集成》整理者的案断。

“《集成》的主要受众还是学者。”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表示，在学术圈之外，可能了解这方面内容和信息的人并不多。陈剑认为，马王堆帛书记载的内容，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太可能给现代人带来效用，“比如当时的医书，对现代医学没有多大作用，但对研究中医史很有用”。

裘锡圭介绍说，在出土的帛书中，大部分书早已失传，有些书如《周易》、《老子》，虽然有今本传世，但马王堆出土的是古本，内容与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有不少差异。通过对马王堆简帛的释读，可以校正今本的错误，使人们更准确地了解我国古代哲人们的思想。

“学者有义务将正确的学术观点传达给大众，以免以讹传讹，误人子弟。”他提议教育部可以有计划地在教科书中加入一些有关内容，让更多人了解不腐女尸辛追之外的马王堆。

对于今后的帛书研究，李学勤建议人们更多地关注其中包含的楚文化元素。他认为，马王堆帛书既然是轪侯这样贵族人家的私人藏书，说明这一定是流传到长沙地区的书籍，而长沙正是楚文化的中心，马王堆帛书是能够反映出楚文化思想的。“进一步研究马王堆帛书的时代性和地方性，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楚文化传统、汉代文明的一些看法，这在考古学上和历史学上的意义是很难估量的。”

多位学者表示，除了拼复碎片之外，截至目前帛书研究仍有不少遗憾。高至喜感到，研究帛书的人不少，“但研究透的还没有”。喻燕姣说，现在研究帛书的学者在全球范围内达上千人，但是还没有一个组织来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