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1952年生于北京。中国战争题材专业户。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911》等。

《抗日战争》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中国战争题材第一作家”之称的王树增在写作《长征》、《朝鲜战争》后，上月推出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作品被誉为第一部属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首次全景式呈现抗日战争历史。全书共三卷60万字，由王树增历时六年写完。他在书写时站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以战争的每一次事件和每一场战役为纵贯，从二战的国际视角出发，全面讲述那段历史。近日，深晚记者邮件采访王树增，了解他在书写《抗日战争》背后的故事。

书写战争，一定要突破党派的视角

深圳晚报：您之前出版了《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这次的《抗日战争》被称为是“一次全新写作，是对抗日战争全新定位和全新认知的巨著”。“新”字如何体现？

王树增：我认为，这个“新”主要体现在题材意义上和架构上，抗日战争至今没有“全景式”展现，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读者能读到的只能是局部战争战役，史料，日记人物，故事，都以碎片方式呈现。而这次是第一次全景式呈现抗日战争历史。

关于战争的书写，一定要突破党派的视角。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分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我对两个战场都进行了充分的描摹，读者会发现，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篇幅不少。实际上，不是我描写的篇幅太大，而是以前我们对正面战场描写得太少了。如果忽视了正面战场上的作战，对不起那些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前辈，他们所做的努力和牺牲是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的。写作中对任何一个战场的偏废，都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无法解释这场战争的逻辑。所以说这是全民族的抗战。

这个“新”还体现在结构上：正文叙述用三卷本的结构外加一个比较长的序章。抗战从1931年开始，是14年，之所以后来都形成了一个八年抗战是因为八年前有一个定语叫做“全面”，中日全面战争。为了解决前面那几年的战史我用了一个序章，七万多字，违反一般作品常规，序言小一点就完了，但我自己取了一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起过这样的名字叫“序章”而不是序言。我就当一个章来出来，但是它又比我本书当中的每一章都要长一倍，我想用这个序章，用七万多字到八万字左右，从1931年一直叙述到1937年，这样完整一些，读者就知道基本脉络。

从技术上讲是一个历史铺排，我从明治维新开始叙述，给读者提供阅读准备，取名叫做“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逻辑”，读者一定要明白，我们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了，这句话好说，为什么？日本人为啥在中国内部发动侵略战争，必然有他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我就特别想阐述这个逻辑。明白他的逻辑，就可以解释他们必然会这么干，拿日本军国主义的话来讲叫“不这么干就没有日本民族的生存”，我想序章主要完成这样的任务。

更重要掌握人，人的命运

深圳晚报：该书写作历时六年，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应该非常耗时，在材料最终用于写作的取舍上，您是如何做的？

王树增：搜集整理《抗日战争》材料远远超出了五年。因为我的战争系列不是写一本收集一本，是二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关注整个战争系列所有的档案史料，我觉得相比其他作品而言，这部作品关于史料的查证、收集、采访和运用上恐怕难度最大。

这不是一个教科书式的纯粹战史的作品，它是一个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它除了非虚构这个前提外还需要大量不仅仅是对史实和档案的合成，更重要掌握人，人的命运，作为历史参与人的具体档案，收集这些很困难。实际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场战争的档案的整理留存，口述历史的留存等都做得不够。我们遗忘得太多，对那些在这场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这段历史也不公平，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境去努力核查档案，尽我的最大努力去搜集，特别是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历史关口，重大的战役进程和这些事件当中的人，我尽可能去收集。

我也去了中国台湾、日本收集了大量的史料，把各方的史料对比在一起去伪存真。我凭借直觉和有限的史学，尽可能做到历史的公允。我对这场战争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场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认识这场战争最好是要抛弃对党派之争的偏见，它是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异族侵略之后第一次全民的各个阶层的，全民族的抗争。不然没办法解释这场战争最终的胜利，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所有的战争，只有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史料，才能基本上掌握到历史的大势。

不敢用大量的个人回忆录 水分太大

深圳晚报：除了资料搜集，这部书的创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在哪里？

王树增：我从开始写作起，只要没有其他的事情干扰每天都在写作。每天平均写3000字，这是外人很难想象的一个过程。我五六年写一本书，每天都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的意志是一种考验。我每部书完成后都要大病一场，我是伞兵出身，身体够好的，这个大病一场不是开玩笑，很危险。

写《抗日战争》有一个困难是可用的史料不多，大量的个人回忆录我不敢用，因为我一看水分太大。口述史有一个前提，你不能当正史来读它，就跟咱俩聊天似的，你爱怎么说我听着就是了，至于说真伪自己判断去，我用自然主义状态给你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你不能真正拿它来说事。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我在校对的过程中，中国军队太乱了，乱成一团乱麻，委员长当时也是难为他了，我不知道他这个军令部是怎么来指挥部队的，简直就是乱成一团。国民党互相的上下级关系，配属关系，隶属关系一律糊涂账，而且经常变。变动得简直有点乱套了。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说到伪军的问题，汪精卫的部队，是南京那个政府的，所以在日本战史当中叫重庆兵，指的是蒋委员长底下主战派的。伪军当中的80%、90%以上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当然没有中央军，中央军没有当伪军的，但是有隶属关系。原来是中央军的第几军有隶属关系，你真搞不清楚这个人是干吗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写任何一部战争史最头疼的问题，要列出来的隶属关系，而且每年都在变动，甚至每个月都在变动，这个也使我的写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我相信这里面还有漏洞。

与其说是一部战争史 不如说是一部民族精神史

深圳晚报：您在踏勘战场时有什么感触？

王树增：凡是重要战役的遗迹，我都去过，都做过实地勘察笔记，每一处战场都令我感慨万千。你比如说我到过淞沪会战的战场发生地，也就是日军登陆地——上海南侧的杭州湾北岸，我发现海滩上的碉堡已淹没在了农田里，当地农民不知道，当地孩子们更不知道，曾有那么一场惨烈的战役在这里发生。这时候你就不禁会想，为什么日军要在那块滩涂登陆？

深圳晚报：有的作者在历史作品中承认细节处允许小部分合理想象，您的这部作品包括呈现的细节会否有您的主观成分？

王树增：我对非虚构的理解是，细节都不能虚构，不能主观想象。我这本书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两支军队在这儿对峙，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在彼此看不清对方的面孔，因为下着雨，天气雾气迷蒙。”但是就这句话我踌躇了很久， 7月5号，7月6号那一天卢沟桥是不下雨，我必须查气象。细节都必须真实。非虚构就是这个样子，书中哪怕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在全书里占了一行，这个人必须有关考察，我绝不会在里面虚构一个王老五李老三，这个是不会的。当然不一定能绝对做到，非虚构毕竟是文学，是文学就会有个人的东西，我只能说尽量不去虚构，包括所有的细节。

深圳晚报：您曾说试图通过战争系列书籍写出民族的心灵史，《长征》是“永不言败”，《解放战争》写“人民的力量”，《朝鲜战争》是“民族风骨”。《抗日战争》是什么？

王树增：我自己归纳的是“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我写非虚构类作品无论是近代史还是战争史，实际上是写心灵史，战史用不着我去写，那么多专家呢。我觉得当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好好梳理我们民族的心灵，我写的与其说是一部战争史，不如说是一部民族精神史，我更在乎这段历史对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启迪。只要被侵略的民族人心不垮，历史上没有哪场侵略战争能维持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