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索隐派”的回归？

1927年6月2日，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这位通水性的海宁人，硬是在颐和园鱼藻轩旁的浅水里淹死了自己，被巡警捞上岸时，嘴里满是淤泥和水草。王国维的死因至今成谜，他藏在衣袋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潦草遗书也有多种解读。但二十三年前，他在《<红楼梦>评论》一文里，曾写下“苟无此欲，则自杀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的句子，似乎已为日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之死也标志着民国时期，从美学和哲学角度解读《红楼梦》一派的落幕。美学派、索隐派、考证派的三足鼎立，自此顿失其一。索隐派可谓源远流长，几乎与《红楼梦》成书与传抄同时，首先成文于晚清徐时栋、陈康祺、俞樾等人的笔记中，后来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两篇专论，更是旁罗广搜，把红楼诸男女一一对应为清朝人物，解言情小说为政治小说的方法发挥到极致。

1921年，树大根深的索隐派，遭到胡适的毁灭性打击。当时刚满三十岁，血气方刚的胡博士，高举“假设与求证”的科学主义大纛，批评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都在“猜笨谜”，走错了道路，“到底还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这虽然没有说服蔡元培，但却一举为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红学研究确立了新范式，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本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后来的俞平伯、周汝昌等人，几乎都是沿着胡适的轨辙向前推进，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最初也是其中一员。黄教授是华人学术界的传奇人物：他原本是天文学家，后却毅然转向传统文史研究。刚开始凭借中国社会天文学史领域的成就一举成名，后来兴趣转向明清传教士。读过《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的读者，相信都对他e-考据的功力印象深刻。正是在研究西方火炮传入中国史时，他无意接触到曹雪芹先祖的史料，并再度转入红学。

其新著《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便是这四年艰辛上下求索的成果。正如陈寅恪所言：“初必效之，终必反之。”虽然开始是带着胡适的方法论进入红学大观园，但在经过研究后，黄一农却“愈来愈相信这部小说应是建立在曹家家事与清代史事间近百年的精彩互动之上，而不是胡适先生所讲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无异是说，已经被严重污名化的索隐派并非毫无依据，因为清代的宫廷政治斗争“也是这部旷世奇书酝酿过程中的重要酵母。”这是不是标志着“索隐派”的回归呢？

首先我们要跟随黄教授，进入曹氏家族的兴亡史。从碑铭、方志和族谱中可见，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是辽东曹家首位在后金出仕者。没有他，就没有曹氏后来的百年基业，更不会有《红楼梦》。曹振彦入旗时的身份为包衣，包衣者，满语“奴隶”之音译也。在皇太极1636年称帝时，约800家汉姓包衣是近一百万大清子民中地位最低下者。但以小搏大的清朝持种族包容主义，唯才是举，所以到了第二代时，有些包衣家族就凭借自己的能力，慢慢进入统治阶层。

曾有学者认为，曹振彦像大多数飞黄腾达的包衣那样，靠的是军功升迁。但黄一农教授经考证后却发现，振彦是“凭借其汉文学养和日益精进的满文能力，渐从包衣中崛起，而他所确切担任过的教官、致政、旗鼓、知州、知府、运使等职，均明显非武官职。”1663年，曹振彦之子曹玺被授予江南织造之职位，更是标志着曹家完成了从军旅之家到诗书之家的过渡。

康熙初年，随着南明永历朝的灭亡，清政权已基本巩固，此时的第一要务不再是军事征服，而是收拾人心。1678-1679年康熙特开博学鸿儒科，广招山林隐逸，更是表明在硝烟散去后，清王朝正在寻求与最富庶、抗清最激烈的江南地区和解。“时来天地皆同力”，一边是反清复明之心不死的江南文人，一边是不通文墨的满洲武将，此时像辽东曹家这样曾经深度满化，但入关后又重拾汉人文化传统的“两栖”家族就派上了大用场。

1684年，曹玺病卒，曹寅为纪念父亲，邀请禹之鼎等十多位江南文人共绘《栋亭图》。借助此画与《张纯修像》后的题跋，黄教授发现在博学鸿儒科期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旗人曹寅、纳兰成德、张纯修，与应考的姜宸英、严绳孙、査士标等汉人名士密切来往，通过诗文书画来弥和满清与江南之间的对立。这种柔性方法效果极佳，就连与侯方域、方以智等并称为“明末四公子”的冒襄，也在画后欣然题下了“用世帝师应指日，且摊经史展经纶”的诗句——自己坚持终身不事贰姓，却不反对子孙仕清，这种双重标准在明遗民中非常普遍。

由于出色的“统战工作”，曹玺、曹寅、曹颙与曹頫三代人，都被恩赏世代担任江宁织造这一肥缺，借之积累巨大财富。江宁织造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充当皇帝的耳目，通常每个月初，曹家都需要上紫禁城一道密摺，报告江南地区包括粮价、地方动态等各项事宜。

虽然已经得到皇帝如此垂青，但包衣家族的惴惴不安始终难以驱散。所以在曹寅成为大家长后，就通过一系列联姻，进一步巩固并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他首先把妹妹嫁给刑部尚书傅鼐，后又将长女嫁给平郡王纳尔苏之嫡子福晋，高攀上了满蒙宗室家族；同时，江宁曹家亦积极与苏州织造李家、马家，杭州织造金家婚配。《红楼梦》第四回说到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其实正是巅峰时期，三处织造的势力在地方盘根错节的写照。

庶子出身、本无可能继承家业的曹寅，却一举使曹家跻身到八旗上层中，既保证了朝中有人，又巩固了地方关系，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致。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就像《聪明累》所说的“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那样，曹寅即使机关算尽，仍然无法避免卷入清代高层最为残酷的一场政治斗争中。

康熙朝的太子问题，始于1688年罢黜大学士明珠，到1722年康熙逝世，共持续三十多年。期间太子胤礽两度遭到废立，诸皇子觊觎宝座，满朝文武几乎全部被迫站队：明珠、徐乾学、余国柱等支持大阿哥胤褆；揆叙、王鸿绪、鄂伦岱等支持八阿哥胤禩；孟光祖等支持三阿哥胤祉；甚至连一部分地方中小官僚和士人、西方传教士也都卷入其中，宫廷政治一场烂污。

胤禛虽然最后以黑马的姿态夺得皇位，但却难以令人信服。康熙帝很早就说胤禛“喜怒无常”，这点在他上位后变本加厉。而比起仁政，整肃所带来的人人自危感，确实更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政治威权。黄一农总结道：“曹雪芹家直接或间接的亲友当中，不论是反对或支持胤禛争取大位者，不乏在雍正帝即位后遭秋后算账，或因鸟尽弓藏而受到清算。”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中，胜利一方用“选择性反腐”的办法打击失势一方，往往既能达到目的，又可博得愚民的叫好，所以屡试不爽。

1725年，雍正先以“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为由，将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年羹尧以九十二条大罪赐死。次年，曹寅的妹夫傅鼐也因受贿罪而被夺官发配边疆，曹家从此在中央无人可依靠。雍正对傅鼐、福敏、年羹尧这些“藩邸旧人”都能下手，江南三处织造更不在话下：先是苏州织造的李煦被抄家、流放，死在吉林时身无分文，接下来雍正又以孙文成年老，曹頫亏空、转移家产的理由将两人撤职，以心腹代之。到了1727年，“视同一体”的江南三处织造已全体换届。

“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买祸受。”在1724年的一道奏折朱批里，雍正这么教训感觉到大祸临头、四处疏通关系的曹頫，显示整肃过程是由皇帝亲自指挥，按部就班地进行的。当时年少懵懂的曹雪芹，对于父辈在这个漫长折磨过程中的焦虑和绝望，肯定有所感觉。蔡元培说：“《石头记》者，清康熙之政治小说也。”确实不无道理，但他接下来说：“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就不免流露出前光复会骨干的反满偏见了。因为没有清朝的建立，曹家很可能一直在辽东的社会底层徘徊。所以《红楼梦》更多的，是一种“包衣下贱”被主子始乱终弃的哀怨，而不是革命冲动，因为曹氏家族自己，也曾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

在《红楼梦》第一回里，曹雪芹宣称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不啻为此地无银三百两。此书最早的一批读者，就是在清朝政治斗争中的受害者家属及其后代，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胤祯、明珠和傅恒等宗室大臣后人，他们“对《红楼梦》特别感兴趣且又感慨良多的原因，除因该书是清代第一部融入京旗文化色彩的小说外，可能还与其先人曾遭无情政治迫害的际遇有关。”曹雪芹在书中给人物命名时，丝毫不避讳清朝皇帝的名讳，更是显示作者“游走政治和社会容忍边缘的写作风格”与其高超的艺术水准一样，同为此书风靡一时的原因。

其实红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就是很多结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最终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流为意气之争，即使有强大的e-考据方法也不能例外。俞平伯晚年曾感叹：“《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每说人家头头是道，而自述己见，却未必尽圆。”因为与人辩论红学问题而导致这几年心情痛苦，“突患小中风”的黄一农先生，似乎应该尽快跳出大坑，再度转向另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