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学者寄语三联八十寿

80年前，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之后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80年后，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李公朴、黄洛峰、徐雪寒……这些熠熠闪光的名字和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成为三联永不磨灭的灵魂和品格。80年来，三联书店始终以严肃的人文关怀，致力于传播新锐思想，丰富大众精神生活，引领了八十年代的时代新风，又是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家园，它推出了一大批长期占据读书人书架的好书，在中国人的读书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2012年，为庆祝走过的风风雨雨八十年，三联制做了《三联书店八十年》宣传片，采访了老一辈的“三联人”如曹健飞、沈昌文、董秀玉以及周有光、杨振宁、吴敬琏、资中筠等诸多三联作者。他们在片中分别谈及了自己与三联不解之情以及对今后三联发展的建议与期许，其中，许多作者说，他们是由三联的读者到三联的作者，受到三联不少的照顾，以下便是根据视频采访实录的整理文稿。

学者 周有光

三联书店在中国出版界的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什么特殊的地位？就是他站在时代的前面，他推动国家往前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现在纪念三联80周年，我要讲的话就这么一句，“我希望三联维持好的传统、进步的传统，推进社会、推进出版事业，通过出版事业推动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

关于三联，一个重要的创办人物就是邹韬奋，他是我的同学，比我高几班。有几年我们都在上海，往来比较多，他很平易近人。我们那个时代受的教育是广施教育，特别是在大学。大学不是像后来苏联那一套，苏联认为大学是培养专家的，苏联认为大学一毕业就是专家。我们那时收到的大学说明书写到我们大学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一个完美的人格，在完美的人格上你自己就会成为专家，而且可以走的更好。我们受到这种广施教育的影响很深。邹韬奋就是这样的人。

我要讲的话实际很简单，就是忠诚邹韬奋的精神往前进，要把社会一步步往前推进。广施教育的视野比较广，在全球化时代，我常讲在这个时代是从世界看国家，而不是从国家看世界。在这个新的观点、新的视野下许多事情我们都要改变，许多事业都要往前进，出版事业是一个社会前进非常重要的方面。希望三联书店秉承邹韬奋和许多前辈的先进人士的精神往前进，这个就是我的希望。

物理学家 杨振宁

我很高兴三联明年要庆祝80周年纪念了。我记得80年代我预备出一本中文的文集，叫《读书教学四十年》。那时我在香港研究了一下，最后就选了香港的三联书店帮我出这本书。那本书，大家的反映很好，所以很自然地2008年我预备出一本《曙光集》的时候，又是跟三联接洽的。我觉得三联书店对于出版书的态度是非常好的，对于排版、照片都非常努力。在这个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正在高速提升的时候，文化事业当然是其中最需要注意的一个环节，我知道三联在以后一些年的发展里头一定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次杨振业写的我的传，三联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很大的心血。徐国强是责任编辑，我和他现在也很熟了。他的整个的工作态度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相信三联以后10年20年也会大大的发展下去。

学者 吴敬琏

我觉得三联80周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因为在当时这个恶劣的环境下，为了中国的进步，他们为我们好几代人提供了营养。而老一代人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徐雪寒同志。他们所期望的“建立新中国”这个事业，现在还没有完全取得成功，所以我希望三联的朋友和我们知识界、文化界的许多怀着同样希望的人们一块儿继续努力。要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有成功的其实也有很多失败的东西。在雪寒老在世的时候我们经常谈起，要总结经验怎样把这个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我对三联朋友们的希望。

学者 资中筠

三联书店就要庆祝他的80大寿了，我借此机会首先表示祝贺。我觉得三联书店和其他出版社有很大不同，由于它的特色和它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我看来一个是对读者和作者的尊重和它的人文关怀和思想性，我希望这些传统能很好的继承下来，特别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出版业都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和考验，一方面市场大潮，一方面是思想空间的狭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是不容易的。但三联的同仁们都有一个敬业和热爱这个传统的传统。一个好的传统要继承很不容易要丢掉非常容易。我祝愿三联的同仁们再接再厉，在新的时代把这个好的传统发扬下去。

学者 金冲及

我今年82岁，是1947年上大学的，在那个时候恐怕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现在回头来想恐怕自己这一生基本的文化素养或者基本的社会科学知识也好，主要还是靠这三家出版社提供的。像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大学丛书”我都读了，新知有“新知丛书”，读书出版社我读的少，但是《大众哲学》影响太大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讲过，我是从复旦大学出来的，老师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真正说起来我读这三家出版社的书要比老师指定的书还多，所以对三联书店来讲是有特殊感情的。如今三联书店已经成立80周年了，到现在来讲，学术方面三联书店仍是我特别看重的一家出版社。所以在80周年之际，我相信三联一定能发扬以往的传统，而且根据新的时代的要求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的出版事业中，三联所处的地位确实是特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作家 阎纲

三联书店80周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提起三联书店，我自己有种特殊的感情，一个是它继承了巴金的一些优良传统，而巴金是我最心仪的人物之一，尤其是他说真话的勇气和他的追求，影响了一代文学家、艺术家和作家。三联就是要走巴金出版家的路子。另外一点三联书店出的书文化品位很高，这是有口皆碑的。在一点就是我自己有幸也在三联书店有部书稿。这本书写的怎样，我自己都没有把握。但有一点就是不论你这部书稿怎样，责任编辑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而且和作者完全平等协商的态度。这让我非常之感动。总之，三联书店光荣的80年，希望三联书店永葆青春。

作家 吴泰昌

我最早与三联的关系是我作为它所出的那么多好书的一位读者，不管上中学、大学期间都是这样的。慢慢到了四人帮刚打倒、改革开放刚开始后，三联当时还在人民出版社。在《读书》杂志创刊前后，我和三联的关系比较密切、接触比较多一些。由于我工作岗位的关系，所以我和三联联系的也比较多，经常参加三联组织的一些活动，自己也为《读书》杂志写稿，也为三联编了不少书。到最近这今年，也成为三联的众多作者之一，自己也在为三联写书。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三联成为我的好朋友，而且还是一个格调、品味都比较高的朋友。

另外从思想的敏锐开放说，这方面也是能够为广大读者所感觉到的。因为它出的不仅是有学问好看，而且从思想上、学术上说，他都有一个跑在前边的启示作用。另外它经常出版很多一些底蕴比较深，积累很多、它能够挖掘整理出版。所以我比较喜欢三联的书，我要读一辈子书，和三联成为更好的好朋友。相信三联会出更多更好的，大家更喜欢的有品位的书。

80周年在一个世纪看起来是很漫长的岁月，一个出版社能存在80周年，越走越顺应时代的潮流，越走越好，让更多的人更加爱读三联的书。三联在我们目前的出版界，名声、牌子创的更响亮，更加成为名牌。人活到80岁，已经是很成熟了，但这种成熟对三联来说是更加有为、更加年轻、更加展翅。

现在我们国家的出版界都在竞争。三联更有它的条件，有它历史的渊源，有它的传统，又能够很好的适应目前时代不可违背的潮流，能够发展的更好，这是一个老读者的祈愿。对一个出版社来说它是一个没有年份的，永远三联，它的人员、它的老总都在换，但是三联应该是应该留下来，他是一个既年轻又成熟又活跃又充满生命力的出版社。我会继续努力成为三联的读者，我还会继续做三联的作者。

作家 陈四益

我觉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在中国思想界从封闭走向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知识分子的书架上没有没有三联书店书的。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一个是它在思想上比较兼容，开放，能够容纳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想。另外一个它联系了广泛的作者。这个作者群几乎是荟萃了中国文化界的顶尖人物，有这两点我觉得三联书店在当时各个出版界中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希望三联继续努力，继续为文化界提供更多的好书。

今年是三联书店建店80周年，希望这个出版社能越办越好，能出更多的好书。为文化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学者 钱理群

还是从我和出版社的关系说起吧。与三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80年代初三联的《读书》杂志很破例的发表了我和陈平原、黄子平的《三人谈》。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因为那时我们在学校都没什么地位，是三个“年轻人”。当然实际上我已经不年轻了，但当时被学界认为是年轻的。而《读书》居然连续的好几期发表我们三人的文章，这是要有相当胆识的。而且我们三人走上学术道路和这篇文章的密集发表是有相当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三联把我们推上了学术的位置，这是我一直难忘的。

第二个难忘的是，我后来又陆续写一些学术随笔、思想随笔，而我写的思想随笔一般都比较尖锐。所以我的一些思想随笔比较难出，很多出版社都不出。后来三联给我出了《生命的沉湖》(这个和郑勇有关系)，因为《生命的沉湖》内容是相当尖锐的，很多出版社都出不了，搞了很多年，最后在三联出了，这是对我很大的支持。我觉得三联还是显示出一种学术眼光及学术胆识的，因为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比较尖锐的东西，实际上背后也是立意上比较有创造性的东西，一般出版社比较难出，而这是就要看出版社的胆识和勇气了。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的《与鲁迅相遇》出版，这个出版是和编辑的策划有关系的。编辑策划了一套叫“三联讲坛”的系列，“三联讲坛”这套书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出版社来组织的。“三联讲坛”组织了一批学者，其中大部分是我的朋友或我的学生，我们出的这套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从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别的一些出版的经验，就想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学术出版社不仅应该出书，同时某种程度上它应该起到学术组织者的作用。

由于我们现在学术著作的出版是纳入到国家计划中去的，所以现在一些学者写书很习惯于“我要写一本书，首先要纳入国家计划。纳入到国家计划，拿到国家经费，然后我再写书出书”。最近几年，政府也越来越高度自觉地组织这种由政府出面的学术组织工作。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出书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由国家出面组织的出版有其一定的优势，但也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那么一种民间的组织方式，那么我觉得出版社就应该起一个很好的组织作用。因为特别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学术工程，如果完全靠个人很困难。但是出版社是可以利用自己出版的资金及出版社的影响出一套书。比如像刚才说的“三联讲坛”，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些重要的作者来出书，那么出版社就介入了这个学术著作的写作过程。出版社不是后来得到这个作品，而是一开始就介入这个组织工作。这样就把学术著作的写作、出版包括之后的发行、流通成为一条龙，我觉得一方面从出版社来说可以保证有精品，从学术组织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民间的学术组织方式，其实这几年我比较多的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出过一套《现代文学编年史》， 200万字，4卷本的一个学术著作。它的组织方式是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也就是由出版社先进行前期的投入，然后由出版社出面，由我主编来召集全国的、我挑选的最好的学者，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做这些学术组织工作。出版社从一开始就介入，我们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出版社也都参加了，这样就可以搞成一个大的、民间的学术出版工程。我觉得我这样做一定程度上也是得到了三联出的那套书的启发。

从我的这些书的经历，我就想到了出版社实际上是可以发挥三个很重要的作用的。这也是我对三联更进一步更自觉地这样做的一个期待吧：一个就是应该支持学术新人，我和很多出版社都谈过这点。我说你们不要老盯住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学者。因为已经出名的作家、学者找他出书的很多，他不一定把最好的著作给你。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找那些已经准备的相当充分，但是他还没有找到机会，就是那些要出来不出来的学者。

其实当年我和陈平原、黄子平就处于那个地位。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好很充分了，但是由于我们当时所处的学术地位，影响出不来，这个时候你来找到我，我一定把我最好的著作给你。彼此建立信任之后，你再找我出书，我就比较容易的优先考虑把我比较好的著作给你。所以我觉得支持学术新人，尤其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要出来不出来的学者，我觉得这在出版社来说是第一功能。这同时也是培养你自己的作者，也是需要眼光的。

第二个功能就是要支持那些有创造性的、批判性比较强的、有争议性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实际上质量是比较高的，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急需帮助的。我觉得出版社应该有一定的胆识。第三个就是我说的能不能起一个民间学术组织者的作用。我觉得三联这方面过去已经做得很好了。希望以后继续在这三方面再做更多的工作。

学者 杜维明

我很高兴来庆祝三联书店80周年，因为我觉得和三联书店有很长的交通、合作的机会，我做哈佛燕京社的社长，我们觉得做国内最有价值的一套书也是通过三联的，开始是许医农帮我们编辑，后来是舒炜。我们非常的感激，我自己的一本在新加坡的书，后来还有一本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也都是三联。我一直是三联忠实的读者，和沈昌文先生、董秀玉都有相当长的交情。最使我难忘的是在1987年，《读书》想要安排一个两岸三地同时出版的刊物。在那时北美的、香港的、台湾的学者都来讨论，我们用“文化中国”作为刊号，第一期已经编好，可是因为台湾政治没有解冻，所以没办法出版。到了88、89年，大陆的学运越来越激烈，没有办法再出。但那一期已经编好了，我希望什么时候还可以看到那期，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非常谢谢我有这个机会庆祝三联书店80周年纪念。

学者 刘梦溪

三联书店是我的朋友，几位已经故去的，如范用先生和冯一岱先生、丁聪先生等几位老辈，我都比较熟悉，也有很好的交谊。后来三联书店一些年轻的负责人和我也有很好的友情，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三联书店是整个读书界、文化界的朋友。

我曾经讲三联书店不是一般的出版单位，它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集散地，它是连接古代和今天、连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连接海峡两岸的一个文化的桥梁，也是一个桥梁还是一个文化的集散码头。它是知识分子的朋友是读书人的朋友，在当代中国很少有一家出版社和读者、和知识界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和友好的交谊，所以这是一个令人喜爱的书店，让人愿意和他打交道交朋友的书店。我想它在中国文化界所起的作用不是其他同样的单位所能代替的。我们喜欢这个出版单位，希望它能很好的发展。未来会更好！

学者 梁小民

三联80周年大庆，普天同庆！我说的普天同庆，是指三联在国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国内，它是从红色出版事业出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我本人最早是三联的崇拜者，以后成为三联的读者，现在又成为三联的作者。三联，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金钱至上的情况下，坚持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希望以后三联沿着这个方向以文化为标准，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多的事情，谢谢。

我对三联的认识实际上是从我老师对我的影响开始的，我的老师解放前是个地下党员。他对我讲，是读三联的书，他才走上革命道路。我从他那里得知三联之后，就去找三联的书，发现三联出的很多书水平非常高。大学之后，读的很多都是三联的书，例如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写的《政治经济学史》，《资本论的注解》等等。从这些书中我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业，受到了教育。改革开放后，我发现三联旧貌换新颜。出了更多具有很浓厚文化气息，而且又坚持主旋律的书。那么这些书不仅对我影响非常大，而且对我的很多朋友对我的很多学生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家中的藏书分量非常大的就是三联出版社的书。

学者 李零

今年是三联书店80年店庆，我觉得三联比起商务和中华来说，年纪轻一点。这个书店对我非常有吸引力，虽然我现在从事的专业主要是古代，但是我过去一直是三联书店的忠实读者。我不是三联的老作者，与三联书店结缘基本上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事。三联书店吸引公众，主要是在80年代，特别吸引年轻人，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青年。

80年代时，我主要是一个观潮者，比较晚才和三联书店结缘。但是我觉得自从我做了三联书店的签约作者和顾问后，我把我主要的写作精力都放在这里，觉得这里是值得托付终生的。我觉得三联最大的优点是原来是一个三家联合成立的左派书店，而这三块招牌对我都非常有吸引力。我一直觉得读书就是我的生命，何以解忧唯有读书。生活中烦恼事太多，年纪越大，烦恼越多。三联书店很强调读书，不是向专业学者那样读书。我觉得更接近生活更接近新的知识的读书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虽然我是学古代的，但是我以前的读书生活还是读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现在年纪越大，越往回转，希望自己的写作可以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新的知识。而且我觉得三联书店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始终和作者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是非常平等的关系。因为作者和出版社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每年三联书店都会组织作者和编辑、出版社领导的聚谈，这点对写作非常重要。

我觉得人一辈子写不了几本书，很多出版社会有很庞大的出版计划。一个作者对出版社可能只是沧海一粟，可是写一本书是一个作者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一辈子写不了几本书，互相能够沟通，每一滴水和大河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我希望三联书店今后能够出版更多的好书。

学者 赵珩

今年是三联成立80周年的日子，多年来我既是三联的读者，也是三联的作者，所以对三联还是非常有感情的。三联给整个读者非常良好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三联多少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我想做出版工作，一个出版社如果丧失了自己的风格，这个出版社存在的价值就不大了，三联恰恰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能够保持自己的风格和作风，这也是一直能够赢得读者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三联仍然能够和读者作者成为最亲密的朋友，给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谢谢！

学者 赵一凡

今年是三联书店80年店庆，这是大寿。我第一句想说的话就是，给三联书店以及三联书店老一辈的创办人、老作家们祝寿。我今年62岁，算是小辈，因为三联是1932年建社。我在三联认识的这一辈先生中，现在年级最高的应该是杨绛先生，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今年100岁了。在钱、杨二老面前，我自己感觉就是儿孙辈，所以先给老人拜寿，他们是和三联联系在一起的。没三联没这些人，没这些人也没三联。三联和知识分子，特别是五四后的这一批知识分子实际是鱼水关系，邹韬奋先生做了一件大功德。其中还有一层互相认同的感情一直在，包括一直到解放后，三联都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联系老一辈的文人或者叫高级知识分子，这是和其他书店所不一样的。我是1986年才从美国回来，这就差得远了。和三联的交情现在大概有二十五、六年吧，差不多也一代人的时间。20多年时间自觉自愿、心甘情愿给三联《读书》杂志写专栏，帮三联一套套地出书，帮三联跑腿打杂都是心甘情愿。我是86年开始给三联《读书》杂志写专栏，一写就是10年。我最早的5、6本著作全是在三联出的。现在大概共有7、8本书了，而且还有书稿在三联。今后如有好一点的、慎重一点的、觉得拿的出手的书，还是会选择三联。这已经成为惯性。

在三联相当于上博士班，因为在三联可以见到很多老先生。除了钱钟书、杨绛，还有一大群中国出版界、学术界的老先生——陈垣先生，吕叔湘、金克木。1990年开始筹办（按：指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我在中间牵线搭桥，就是美国的哈佛大学——我的母校有一笔钱想帮助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是我促使他们下决心投在三联。因为三联最合适，这样我的美国老师会放心，也能切实帮助中国的中青年学者。这笔钱不多，但很有意义。

当时我和哈佛设计的想法，后来和董秀玉、沈昌文先生一起合计，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借三联最丰厚的资源、无人能比的资源聘请北京大学和社科院顶级的学者做编委会，由他们来审定，给孩子们把关挑最好的博士论文，美国人一听马上同意了。美国人做事很讲究，要求有背书。我说要不用背书，三联就可以。所谓背书就是有人担保。找谁担保呢，三联就可以了，知道邹韬奋吗？知道，行了。结果就找了季羡林先生当编委会主任，下边还有很多人，史学家李学勤、经济学家厉以宁、老作家王蒙，都是老爷爷，现在季先生已经不在了，但编委会还在。如果说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办了到现在将近20年了，出了有将近20集，每一集6、8本，现在已经将近100本了。基本都是好书，国内学术界口碑不错。如果说它能办下来，主要是三联、还有这笔赞助加上从北大、社科院聘来的这一批老先生。

再往深讲，中国五四运动之后，国内传统的国学和新学有一段艰难的交织和再发扬这个过程。我一直也沿着这条线在走，走着走着发现这个开始于很早，从我国晚明顾炎武、黄宗羲就开始了，一直想挣脱老儒学的驱壳让国学变得更加实际，能够经历风雨，能够跟着时代变。这样一个朴素想法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其中就有徐霞客这样的人，一路走，他要知道中国具体的版图是什么样，他要实际测量过、矫正过。后来又出现朝廷大员林则徐。他大量收集国外资料，一路带回国，坐船转运时遇到左宗棠，二人在船上结为知己。后来林则徐就把一部分关于中国西域的资料交给他，交代他将来中国西域如果出事就要拜托左公，所以左宗棠晚年带兵进新疆。那套资料还在左宗棠手上，所以中国国学是有再生能力的。

到了五四之后，特别集中反映在三联身上，我觉得特别合适。三联的老作家还有办社的老人身上可以找到中国新学，这个不是我说的，是钱钟书先生的话。老爷子爱说新学，有人说是国学、古学，他不高兴，总说这是新学。我年轻时也不太明白，后来明白了：中国国学虽然古旧，但一直挣扎向上，想变、想中西融通，想通览天下。这与三联有关，三联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有时看起来泾渭分明，这边是做国学的老爷子，引经据典掉书袋；另一边是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英俊少年，讲的鬼话连篇听不懂。

但这些在三联可以找到平衡，就能知道下步该往哪里走。这时间很奇妙的事情。慢慢鬼话讲讲就变中国自己的话了。你们还能听出来是江苏味、浙江味还是四川腔、河南腔。三联有这种点化作用，像个容器、烧杯，这是三联特殊的好处，其他出版社不大能见着。比方说我帮三联做的活里边有套美国丛书，很洋。这套美国丛书选的是最好的，他们要求连纸张、封面、样式包括厚度要和美国原版一样，三联就能做出来。打开一看，里边是中文，是很漂亮的汉语，读起来朗朗上口。这些翻译家是从哪里找的，中国各大学遍找高手还有专家。比如华盛顿总统是军事家，书里有很多打仗的东西，这本书去哪里找翻译家？找我们洛外的将军。我老师是这套书的主编，他在哈佛，我把这套书的中文版送去，他拍着书喊“好，棒极了！”。然后两手一手中文版，一手英文版，封皮一样，只是字不一样。纸也要指定纸，要和原版一样，很贵。但是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也给三联方便给中国无数的读者方便。版权费用没有了，象征性的每本书1元。三联做了大功德，这点我想无论是三联的老员工还是邹韬奋先生听见了都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