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无愧历史 珍惜时代 精心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2013年10月2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出席《史记》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并讲话，刊发时略有删节，内容如下：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6年启动，迄今已历8年，修订工程的首批成果——修订本《史记》终于问世。

一、修订出版好《史记》意义重大

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和史是传统学术的主流。修史读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载而不中辍的重要原因。《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既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繁荣的总结，又为之后的历代史书提供了示范，具有格外重要而崇高的地位。过去四库馆臣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用来形容《史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尤其精当。《史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西汉武帝之时，囊括此间3000年的历史，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史记》博大精深，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人情……无不涉及、囊括，面相丰富，不同背景、志趣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史记》记录并反映了西汉前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水平和精神风貌，也深刻影响了其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因此，修订好《史记》，政治、文化意义重大。

二、《史记》修订出版工作责任重大

《史记》在中华文明史上地位如此崇隆，其本身有如此广阔的内涵，又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启发。那么，使更多的人便利、准确地阅读《史记》，既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学界和出版界不容推卸的责任。《史记》刊行以来，历史上有多次编修和众多刻本。新中国成立后，《史记》出版工作更是受到重视。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便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建议。此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点校本《史记》和“二十四史”其他各书，在1959年至1978年的20年间，陆续推出，并奠定当代通行本的地位。其中，点校本《史记》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帖，有关技术处理得当，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至今还流通不衰。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修订出版《史记》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可谓责任重大。2005年年底，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调研。经过专家学者和中华书局数年的努力、奋斗，《史记》修订本今天已正式与读者见面。这次修订按照广校诸本、新撰校勘、订补疏误、尊重底本、优化完善和多领域专家协作等原则，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目前，学术界反映积极，好评如潮，令人欣慰。同时，要从现在开始，注意吸取意见、收集意见，为今后完善这项工作做好准备。

三、要认真总结此次修订工作的经验，更好地把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推向新水平

第一，要精心组织好国家的重要文化出版工程。国运强则书运昌，盛世修典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书运反映国运，古籍整理工作尤其如此。顾颉刚先生上世纪20年代即发愿整理《史记》，经历30年时间，中间多次邀集同好、助手共襄其事，我们读他这一时期的日记，经常会提到整理《史记》的工作。但是在这30年中，他屡经战乱，颠沛流离，至50年代重回北京后，工作仍未完成。直到1958年，根据中央指示，在中华书局组织下，宋云彬先生根据顾颉刚先生的稿子全面加工，1959年出版，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点校本《史记》。

顾颉刚先生30余年整理《史记》过程中的种种挫折和《史记》点校本的顺利出版，足以说明国家的支持是古籍整理事业进步、发展的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包括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这些大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都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支持。“二十四史”整理，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工作。此次修订工程启动后，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这既是我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经验，也理应成为今后我们做好此项工作应有的传统和规矩。这里强调一下，由国家财政资助的项目，更应当目标高远，要出“黄钟大吕”，形成良好机制保障，防止各类滥竽充数之书。

第二，严谨的学术追求是抓好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的关键。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繁荣，也离不开学界的支持，离不开专家学者的奉献和智慧。以点校本《史记》为例，顾颉刚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宋云彬先生也是学养深厚的名家。其他各史的点校，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断代史专家。此次修订工程，遴选的主持人也都是在断代史和文献学领域内卓有成就的学者。《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和其他各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参与其事的各位学者的付出和奉献。目前，全国有4所高校专门开设古典文献专业，90多所高校设立古籍研究所，全国古籍整理专门人才有数千人之巨。这些都将是古籍整理出版良性发展的最大依托。

反过来讲，古籍整理出版物的问世，也将推动学术的繁荣。此次修订工程，目标也不仅仅在于修订、完善点校本“二十四史”，更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和完善古籍整理队伍的建设。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许多承担修订工作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单位，在修订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学科和学术队伍的建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籍整理事业的繁荣，需要更多更优秀的专家学者投身于此，需要我们充分尊重专家的专业劳动和智慧，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重要文化出版工程应当是造就学术大家的平台。我们要形成出版一批重要学术精品的同时，推出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大家的良好机制，以此吸引、鼓励、培养更多的学人投入到严谨的学术文化中来，以克服当前学术上的浮躁、浅薄之风。

第三，要倡导严肃认真编辑的工作态度。优秀的古籍整理出版物，离不开一支专业素养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古籍编辑的业务素养，是优秀古籍出版物的保障。中华书局自创立以来，便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书局被调整为古籍专业出版机构。在多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实践中，形成了良好的古籍整理出版业务传统，锻炼出一支功底扎实、业务纯熟的专业队伍。作为修订工程的组织者，中华书局制定总则和工作流程，承担编辑和出版任务，保障了修订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障修订本后出转精，更趋完善。这样一支专业核心队伍，在今后将为古籍整理出版和文化建设的繁荣作出贡献，也应当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以鼓励更多的编辑甘为人梯、甘作嫁衣，献身出版工作。

第四，要高度重视技术进步给古籍整理出版带来的机遇，用好新技术，认真研究大数据条件下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要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追求，紧跟时代发展，进一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当前，深入研究大数据条件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大数据将从文献收集、分析方法和便捷工具三方面，为古籍整理提供良好条件和环境，这会成为今后提高古籍出版水平的重要突破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跟上这个潮流，更好地以古籍内容本身为核心，围绕着传播好古籍、使用好古籍开展工作。努力做到要有新追求，更好地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要有新水平，更好地全面收集整理重要典籍，并常做常新，多出精品，便于使用。

最后，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需要认真规划。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是《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一部分。古籍整理出版是长期的事业，没有长期的积累和付出，不可能做出优秀的整理工作。“二十四史”点校前后风风雨雨20年，修订工程至今也已经走过了8个年头。

长期的事业，需要长期的坚持，更需要合理、充分的规划。《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只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第一步，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目前，修订工程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有效的工作体系和工作计划。相信经过专家学者和编辑同志的通力合作，再接再厉，一定能形成“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的当代“二十四史”善本、定本，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