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曲折走上国际领奖台（人民美术出版社）

记《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的问世

由郑振铎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出版的十册一函宣纸线装书——《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收入唐至清末木刻画584幅，涵盖内容广泛，宗教、历史、建筑、园林、山水、花鸟，乃至民间习俗、皇家盛典等尽在其中，对于研究古代木刻、文化等极具研究、参考和欣赏价值，初版限定发行320部。

郑振铎在为此书作序时说：“过去，我看到打着各种旗号的外国什么考古、探险的家伙们，勾结土豪劣绅、军阀和奸商，明目张胆地盗窃中国古文物和古代版画，使我深恶痛绝。这些年，我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寻求和抢救古版画，是为了给中国争气……我最近即将完成的工作，是多年以来闷在我心胸的夙愿。”这些话，使我们看到作为学者的郑振铎那颗火热的中国心，同时也铭记着人民美术出版社一段难忘的历史。

1961年春，人民美术出版社接手了郑振铎先生的遗稿，一部是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由唐代至晚清编成八卷，彩色木刻画一卷（未选画），还有一卷木刻年画，这十卷本已选图646幅。另一部分是数册《中国古木刻画史略》手稿，由12 章组成，此外还附录文稿5篇。数百幅图稿涉及到英、法与日本的收藏单位，在国内涉及到不少省市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西谛藏书”，要全部更换新照片，要普查所涉及的大量史料。经过了3年岁月，编辑们调阅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近万册“西谛藏书”，走访了南北十余个省市的博物馆、图书馆和不少单位，普查了原稿中涉及的所有史料。此外还访问了傅惜华、孙楷第、赵万里、张秀民、赵朴初等古籍版本研究家和鉴定家。与此同时又致函国外有关博物馆、图书馆，为核实某些史料请其提供帮助。

正在一一付梓、制版、排字和校对期间，“文革”风暴突起，出版工作顿时停滞。经过十年动乱，“文革”前陆续付印的郑振铎先生的原稿、校样、版式，已无影无踪，全部稿件的图片底片，下落不明。1982年，《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的出版工作重新启动。编辑们投入到收集作品的工作中，尽可能收集散佚、丢失的稿件，并为缺失的一些条目释注进行补充。在此书稿原来的编辑思路基础上，根据作品实际情况将原来的12册调整为10册。在书籍整体装帧设计上，采取了“开门、登堂、入室”，层层递进的办法，以显出它的恢弘、庄重。为使印制出来的画面线条更清晰，采用了珂罗版方式精印。编辑和负责珂罗版的胡永秀师傅拟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印制计划，以确保印制质量和在一年内成书。

待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印制工作便按部就班地开始进行。胡师傅每天都干得很晚，第二天早晨一上班，编辑就到车间里看样张，待提出明确意见并签上字后，她才安排上版印刷，几乎天天如此。而其他部门，譬如印制科的秦星宝师傅，对此项工作也是格外认真。在燕郊一家印刷厂印制文字页时，他要编辑一定去那里当面和工人交待清楚。在看过初步印样后，编辑感到不理想，提出“书页上不能有一个缺损字和标点，另外，每页的字行一定和折页上的字行完全重合”的要求。工人师傅听了后有些为难地说：“这是在宣纸上印，每天天气不一样，宣纸总会有些收放，折叠起来保不齐就对不上行。”编辑说：“那得设法解决才是。这是部重头书，有瑕疵，既对不起郑振铎先生，也对不起社里的那些老同志。”最后，编辑还说了一句：“拿到灯前，透着光看，行要对行——这是国际上出书的规矩！怎么难，咱们也得按国际标准办。”正是这种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工作，保证了《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的印制质量和完美。

1985年，郑振铎先生逝世27年之际，遗稿正式出版，很快取得了较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反响，连一些外国读者都不断来函或来社购买。1988年，获得了莱比锡“世界最美图书”银牌奖。第二年，又获得莱比锡六年一次的“国际艺术图书”金牌奖。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郑振铎先生开拓中国版画史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治学精神、学术成就，同时也反映了人美社编辑、职工精益求精、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