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我为什么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永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编者按:

9月3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新书首发仪式。《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是黄永玉先生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首发式当天黄永玉先生现身中国国家博物馆“黄永玉九十画展”展厅，同读者进行了交流。本报记者整理了黄先生的现场发言奉献给读者。正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名编辑家管士光先生所言:“对于黄先生来说，他的美术创作和他的文学创作是相辅相成的，观看过他的绘画以后来谈他的书，会为我们提供一个通道，一个方便之门。”或许黄永玉先生以下的即席发言，也会为读者打开一个窥探他内心的“方便之门”。

多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我的这部书。好多好多话，多谢的话，只能是在心里感觉到，说得太多就容易俗气。想想看，一个老头，要到了90岁，脸上身上都长了“青胎”的时候才来出这部书，是喜剧也是悲剧。

为什么到今天才写呢？我心里想，如果在50岁，哪怕是60岁来写多好呢？想起来真是挺遗憾的事情。人文社的很多老前辈，很多老人家对我都这么好。最早在上海，大概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认识了楼适夷先生，他那时候在《时代日报》，刚刚到这里，他就带我去看雪峰先生(冯雪峰，编者按)，雪峰在姚篷子的作家书屋，住在书店后面，往左拐楼梯底下铺了一张床。我说你这个工作好，能够看书。讲两句之后我就进去了，看到一位老人家拎着水壶进来，说这是雪峰先生。雪峰先生对我说，你怎么那么小？我以为你30多岁了，听说你说我们艰苦，咱们坚持努力，好日子就快来了！然后让我给他刻插图，让我看他的书。1953年以后我也常常有机会到人文社去，看到很多老人家，雪峰先生、聂绀弩先生……

我接着再讲讲“凤凰”(湘西凤凰县，作者的故乡。编者按)的事情。凤凰这个地方的人同外界有些不一样的地方，读书人也不少，这么远的山城里怎么读书人会有那么多呢？

古时候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读书人这么多，而且读得很认真？比如说熊希龄，来考试的时候，另外有一位，就是我的姑公，同熊先生一起考上翰林的，但是他对熊希龄不大看得起，就回家乡教书了，后来的湘西王陈渠珍就是他的学生。还有其他很多有学问的老先生，他教书写书。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外面打仗，他不怕死，打完仗做大官，然后把文化带回来，不光是带文学，还带了戏剧。出去当兵把文化带回来或者不当兵在外面混把文化带回来，这样的事情，沈从文先生就是一个。所以在他的墓园里我写了一段文字，“一个士兵要不是战死杀场，便是回到故乡。”这个不仅是当兵的兵，也可能是文化上的兵。

凤凰这个地方我越想越特别，它有对比，如果没有比较就不特别了。比如说抗战，我们那个地方小，但我们为抗战牺牲了年轻的子辈就有4000到6000人。我1950年从香港回到凤凰，那时候连鸡叫的都少，我家里就死了好几个。这些子弟在哪里牺牲的呢？上海到浙江中间有一个地方叫嘉善，在这个地带牺牲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每年嘉善都要开一个纪念会，我们家乡都要派人去参加，因为他们当时是为了保卫祖国牺牲的。我是1924年生的，凤凰县办了一个蚕业学校，蚕业学校是双层的木板结构，外面有小花园，有走廊有栏杆，我的第四个叔叔在那里教书，到了我三岁、四岁的时候趴在走廊的栏杆往外看。这大概是1928年、1929年左右的事情。两层楼有教室，以后的就不记得了。

我1937年离开家，到1950年回到凤凰，我跟几个同学又到蚕业学校去看，蚕业学校连黑板、课桌、讲台，包括教员的准备室里面，当时搞科学实验的东西，没有人去动它。既然我们可以走进去，当然就没有锁了，凤凰城当时没有人想过拿那个地方的一砖一瓦，几十年过去了，这么苦，没有过。当时的人没有受过什么道德的教育，不晓得多少年养出这样的习惯，没有想过，没有规定说不准拿公家的东西，没有一个老百姓在受苦的时候去动放在那里的东西，没有过。这是当时老百姓的作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河边盖了一个小房子，小房子的隔壁是一个姓向的人家。开始旅游了，有客人到凤凰来，来了几个外国人，美国人。刚刚碰到端午节，向家吃鸭子、喝酒，也请那个外国人吃，外国人吃完了要付钱，他说今天端午节，我们请客不收钱的。那时候收钱也很少，住一晚上8毛钱、1块钱了不起，那两三个外国人感觉到非常特别，也很感动，临走的时候都动感情了。这是当时的凤凰人。

还有一个特别的事，不是讲凤凰人都是那么文明，都是那么讲道理。1948年，凤凰全城的老百姓，男女老，小的没有，出去了，男女老走了200多里地，跑到比凤凰县大五六倍的城市，叫做沅陵，凤凰把沅陵全城都抢了，那比文化大革命还厉害！老百姓也没有拿着刀、拿着枪，就是些拿棍子、拿竹刀子的人，沅陵看到凤凰城的人吓坏了，什么都给了，然后凤凰满载而归。尝到甜头后来准备再去一次，当时凤凰有一个国民党的师长戴季韬，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法，所以第二次准备去的时候，戴季韬说你再来我就不客气了，所以第二次没有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请戴季韬做政协委员，他论起来是我的长辈，他的儿子又在“革大”学习，儿子感觉到自己很进步，1950年我到北京的时候，他儿子就说，他爸爸是国民党的师长，我说你爸爸怎么样？这个儿子表示自己进“革大”了，要学习了，思想很进步，回去跟他算账。我回到沅陵看到这位戴伯伯，他跟另外一位国民党的军官住在一个小楼上，我说去看看他们两位老人家，我说你儿子要回来跟你算账。戴伯伯就说他吹！

凤凰人的脾气很不一样，讲理的时候很讲道理，不讲理的时候弄到这种程度，人家以为是编出来的故事，其实都是真的。像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从小熟悉的一些细微的东西，不写出来好像可惜了。所以现在晚上睡不着了就想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写上去，真是太可惜了，像很多有趣的事情。我现在写到12岁，可能写到1950年以后我会再写凤凰，到1953年也会再写，那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些事情，当年的那些人后来的情况怎么样要再继续下去，现在写到12岁。

我写文章也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我经常读一些文学作品，外国的、中国的，都读了一些，文章要怎么写？有两种写法让我做决定，比如写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都像李玉和，还是像我以后接触到的那些人物，比如说我在河北邢台参加“四清”，“四清运动”开始的时候书记给我们作政治报告，顺便提到一件事，说市委的大厨房里面有个老人家——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是个老共产党员，国民党把他抓去了，拷打他，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是。国民党说那你一定知道你的领导是谁。他说知道。那周围有多少人知道吗？他说都知道。那你说出来吧，我就不给你用刑了。他就一句话，上级交待过，不让说。你怎么打怎么弄，他就那句话，我知道，不让说。我就感觉到他这个人，形象又不好，又老，同李玉和比起来差远了，但是我感觉李玉和没有他真实，没有他贴心。

昨天晚上女儿买了一个老片子回来《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我上世纪40年代在香港就看过。电影一开始，胡同里面，老远有一个爆炸的声音，一群小孩往家里跑，等他上楼了妈妈就骂他死鬼跑到哪里去，拽他的手打他屁股。他完全按照正常小孩子接受惩罚，大哭大叫。实际上这个爆炸是他们干的，妈妈也知道。于是一个特务，我们理解的特务有点像谋杀的样子，但他那个电影里的特务非常女性，高高的个儿，轻言细语，一边审问一边拿指甲刀搓搓指甲，问一个做地下工作的老神父，胖子，戴着眼镜，跟他说要招出来，不招出来如何如何。老神父摇摇头，不说话。他一拳打过去，把老神父的鼻血都打出来，眼镜打在地上。老神父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到，就趴到地上到处摸眼镜……

我就感觉到表现这种最本质的细节，这么厉害，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作品表现英雄人物，一边拒绝一边喊口号的，我对生活、对写作，从来的基本态度就是用那个老厨师的态度看问题。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一帮人，用他们的方法讲家常话，贴着老百姓的耳朵边说话，用这种方法来写东西。

别的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讲这些东西。

(本文由王小宁编辑整理，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