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门槛”的那些事儿

我国匿名审稿制度的首次践行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故事

在首届学术出版上海论坛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呼吁“我国学术出版界应尽早建立一套匿名审稿评价机制”。今年4月1日浙江大学出版社开始实行的新规“学术著作出版须通过同行匿名评审”，引得好评不断。其实，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出版，在“匿名审稿制度”上早有践行——这一“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从1994年至2012年3月，共出版14辑，计86册，已成海内外公认的学术品牌；至2008年丛书发行量已逾40万册，可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一个公认的学术品牌

在上世纪90年代，一批家居北京的年长学者，譬如北大季羡林、厉以宁，社科院的李学勤，常同三联老总交流信息。议论较多者，是中青年学者的培养问题，诸如中国博士生出书困难、年轻教师科研经费紧张之类。这些议论，传到了美国汉学权威、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耳中。据“三联·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责编许医农介绍，韩南找到1981 年中国公派到哈佛留学的赵一凡，明确表示哈佛有资助意向。1993年春，韩南专程来京，与三联新任总经理董秀玉签订合作方案，出版一套面向中国中青年学者的学术丛书。

1994 年初，许医农接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责编任务。“从1994 年至2002 年7 月我告别三联时，经我责编推出的丛书计7 辑51 种。”事实上，这套丛书在连续出版5 辑后，就已成为中国高水准学术研究的品牌。“许多作者推的是处女作，后来就是成名作。一些作者水平也因此得到所在大学承认，博士毕业数年之后就会被评定为教授，副教授很快就能被评定为博士生导师。” 丛书也得到了哈佛认可。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全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供美国研究者了解中国学术进展之用。哈佛大学校长鲁登廷访华时念念不忘的，就是这套标有哈佛校徽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该丛书现已成为公认的学术出版品牌，也被视作中美学术合作的成功典范。

“宁缺毋滥”与销量

1994年，“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推出第一辑8册，有《中国小说源流论》（石昌渝）、《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杨宏儒）、 《论可能生活》（赵汀阳）等；1995年推出第二辑《海德格尔哲学概论》（陈嘉映）、《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等8册；1996年第三辑推出《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陈来）、《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何怀宏）等7册；1997年推出第四辑7册；1998年推出第五辑……至2003年，丛书共推出8辑，发行量超过30万册；2008年推出13辑，发行量超过40万册；至2012年3月，丛书一共出版14辑，共86册。

1995 年4 月14 日，《现象学及其效应》作者倪梁康，给责任编辑许医农写信：“拙作日前已在南京上市，且销路颇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许医农自然“得其解”：“这套丛书每年计划只出8本，宁缺毋滥。”合作之初，哈佛提出的赞助条件，就是按照国际制度，严格评审，培养规范，提携新进。该丛书聘任了一个由季羡林先生领衔，厉以宁、李学勤、王蒙等先生代表各大学科的学术委员会，以对丛书的遴选、修改与出版实行学术指导。季羡林曾经在文章中说：“我们把关极严。每一种送来的书稿，都经过严格的审查，而审查者皆为本行的专家，我们没有后门可走，也不讲人情面子。”

“匿名审稿制”执行不易

因为这套书，三联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次在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出版前践行“匿名评审制度”。 “不告诉作者谁评他的书稿，只把评审意见告诉他。如果评审结果是不同意纳入出版的书稿，则由书店编辑去告知作者，不让审稿人承担确定选题的责任，只需要他们对书稿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这样审稿人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意见说出来。匿名评审稿件制度是丛书质量的重要保障。”许医农告诉记者。

匿名评审制度，听上去很美，执行起来何其难。为此，许医农和丛书另一位重要的责任编辑孙晓林付出了很多心血。“找到合适的评审人很难，要找有一定权威但不会扼杀新生事物的专家，评审流程往往需要半年或更长时间，只有在某领域多年深造有得，或是创新性十分突出的作品才能脱颖而出。”

张悟本“骗”走养生书风光

养生书出版资质准入前后

2010年，一桩和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相关的事件，成为“年度事件”。由此生发的出版物信任危机，波及了一个门类书籍的出版，数年后读者仍心有戚戚。

《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作者张悟本，从纺织厂下岗、从事保健品推销的现实，步入“出生于四代中医世家，6岁随父学医，食疗临床经验二十余载的大师”传奇之路，起始于一家经营中医养生类产品公司的包装，但这场“造星计划”“登峰造极”，与某出版人的加入息息相关——他先是买下某出版社的书号，接着砸下100万元的宣传费用，这本根据张悟本早先的讲座录制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由某出版社于2009年11月正式出版，半年销量达到300万册。

经过出版商的打造，张悟本的“走红之路”一发不可收拾。盛名之下，北京奥体中心南门的“悟本堂”开张，对病人公开营业。这一毫无医学含量的养生书的作者，至“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敛财以千万计。“张悟本的养生理论中，每天一斤绿豆煮水喝能治近视、糖尿病、高血压，还能治肿瘤。这种漏洞百出的‘伪养生理论’能这么红，无非就是背后有利益链。”

“张悟本事件”，使得养生类图书遭遇信任危机。当时， “市场上养生书存在大量跟风抄袭的现象，有作者之间互相剽窃，有出版商组织几个人就能攒一本书出来，潜心研究出来的原创已越来越少。”

2010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强养生保健类出版物管理的通知》，宣布实施养生保健类出版物出版资质准入制度，首批公布53家出版单位具备养生保健类出版资质，不具备资质的出版单位不得再安排养生保健类选题。尽管政府频频出“重拳”规范养生书出版，但“张悟本事件”已成养生书市场的“绝对拐点”——2010年至今，养生书销量开始节节下滑。据颇为业界认可的开卷畅销书排行榜显示，2009年，非虚构类榜单前30名有8本都是养生类图书。2010年，“张悟本事件”发生，前30名中剩下5本大众健康类图书。2011年，只剩下两本书还在榜单上，而且位置明显靠后。今年5月份的非虚构类榜单前30名中，养生书只有一本，名列第12位。7月第一周非虚构类图书排行榜前10名中，有一种养生书，排行第10名。

业内声音

北京资深学术编辑呼吁——勿让劣质书横行

首届学术出版论坛有关“出版门槛”的讨论引发业内关注，记者日前就此专题走访北京部分资深学术编辑。他们认为，目前有好的学术书籍出现，但有创见的著作少见，不符合规范的“烂书”过多。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感叹，现在学术出版门槛过低，随便一两年甚至更短时间就能糊弄出一本书，重复、低层次的著作相当泛滥，真正原创、下工夫的作品不易找到。他把此原因归结为“教育失守”和“行业失控”，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与文化编辑室主任王培元对此表示认同，认为近些年出版门槛过低与高校学术“大跃进”浮躁的心态相关。他说：“整个高校学术评价体系追求高指标，造成大量‘砸钱’资助出书的乱象，‘聪明伶俐人’变得太多，失去学术良知，有的价值不大的集体项目动辄就投入百万元，挥霍钱财。表面看上去风光，实际上在创造无益的学术垃圾。”

出版社企业化后，利润指标的压力增长，对所谓“资助劣书”的抵抗意识在下降。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部主任周绚隆说：“人们变得有钱了，过去不可能出的烂书都能出了，这家退稿换别的家就能出，出版社抵制不了诱惑，这是最要警惕的一个趋向。”他称，有的资助项目急于见效果，粗糙不堪；有的是伪命题，根本构不成一个研究主题，支撑不起来。但是当下图书市场不景气，有的出版社图省事，大量出“劣质资助书”就没有库存、市场压力。

潘振平认为，学术出版门槛应该由学术界自己来定，没有思想、没有创新的东西应该坚决摒弃在外，不符合要求就出书，你的信誉就会垮掉。王培元指出，老牌出版社具备特有的编辑资源，像陈寅恪的作品集最好还是由中华书局来出，编校质量靠得住，不是随便哪个出版社就能出，多少都会露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术机构总编辑对记者表示，看过欧美大大小小很多书店，你很难找到劣质的出版物，摆在书店的都是具有一定品质、有原创性的。“不能说别人不市场化，只能说他们的出版没有在资本的作用下堕落。其实国外对于所谓的出版门槛并无明确要求，全凭行业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