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别山》
陈桂棣 春桃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桂棣、春桃的心血之作，历经二十多年，寻访千万里，搜出了五个大别山红军的悲怆传奇。五篇依次为：《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将军身后事》、《“叛徒”何曼》、《失语的红军》、《鬼妹》。
去年八月中旬，红色旅游火热全国时，春桃接到一个大别山农民的电话，希望帮忙办一件极小的小事：老房朽了，摇摇欲坠，希望申请政府补贴略作翻修。
相对于我们越来越富裕的政府，和越来越豪华的办公楼，这只需一笔小钱。相对于房主的身份，更是微不足道：房主叫李开文，是完整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在延安，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炊事员。
我们夫妻却为此犯难。多小的事情，落到农民身上，落到我们这类手无寸权的文人手上，都不是小事。不说李开文已经过世，就是他还健在，恐怕也难办。二十年前，为了一件同样的“小事”，陈桂棣带着李开文亲笔求助信求助政府，招致的也是冷漠：大别山的老红军多了去了，都要照顾，怎么得了！
也是，大别山的老红军多了去了，当年参军参战的就有二百多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惨遭国民党杀害又惨遭日本鬼子杀害，还有共产党自己肃反误杀，到新中国成立，仍有上百万。除去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洪学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在外工作者，生活在大别山的老红军，也还有很多。不说那些一直享受着红军待遇的，就说因种种原因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落实政策承认为“红军失散人员”的，仅一个金寨县便有三千五百九十七人，一个六安市则多达七千五百六十人。
真是多了去了。走进大别山，任何一座荒野中的孤坟，都可能是无名烈士墓，任何一个山中老人，都可能是红军老战士。二十年前，陈桂棣路遇一双目失明的老人骑牛上山，一问，革命资格居然比老红军还要老。问他为什么不休息，反问道：难道打了几年仗，就要享一辈子福？
如此人物，本来是共和国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财富，但在有些地方，就因为多了去了，所以不值得宝贵，不值得记忆，甚至成了少数人眼中的包袱。总是要等他们死绝了，都成了孤魂野鬼，才想起修几个纪念馆，造几个故居，开展轰轰烈烈的红色旅游，打造红色经济增长点。
八十年前，大别山遭遇了史上最惨烈的“自杀”，领导三大起义创建了三支红军队伍的周维炯、舒传贤、姜镜堂、戴克敏、曹学敏，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等红军领袖尽数被杀，地方党政部门负责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其中包括正在七里坪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
下达屠杀令者是张国焘，当时是共产党的领导之一，后来是共产党的叛徒。
五十年前，时任中共中央理论小组长的康生发表“三个一”意见：宣传革命历史要突出一个领袖、一支红军、一块红色根据地。
从此，大别山在惨遭张国焘屠杀之后，又惨遭抹杀。关于红色根据地，人们言必称井冈山，黄洋界；言必称洪湖水，浪打浪；很少说大别山。说到大别山，也多是解放战争中的刘邓大军，殊不知大别山还孕育了红一军、红四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和红四方面军；还有从大别山开始的红军长征，自一九三二年九月起，至一九三七年四月，比起众所周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间和距离，艰苦和惨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我们的能力，我们所能做的，也就去大别山走一走，聊一聊，捡拾散落在山野间的记忆，然后整理出几个大别山老红军的故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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