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通史》——开掘中国的诗歌宝库

编者按：由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吴思敬教授主持，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诗歌通史”，经过近8年的精心结撰，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成果共计11卷，从先秦卷一直到当代卷以及一部少数民族卷，总字数817万，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诗歌通史”，并且在学术观念上有所创新，拓宽了相关的学术领域。为此，记者就诗歌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对主编之一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进行了专访。

以“通”为特色的诗歌史观

问：通史在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中国诗歌的通史著作之前并不多见，您能否介绍一下我国诗歌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答：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说，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与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完整地描述中国诗歌发展的悠久历史，是中国文学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诗歌史著作的撰写，从20世纪才真正开始。那时候对于中国诗歌史的叙述，大多包容在文学史类著作当中。1927年出版的陈钟凡的《中国韵文通论》，应是中国现代第一部诗歌史类著作，可惜未能涉及宋代以后的文人诗歌，是其缺憾。第一部以“诗史”命名的著作，是李维1928年出版的《诗史》，该书虽然只有11万字，却从诗的起源写到清末。较有影响的则是1931年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从《诗经》写起，包括乐府、词，至元明清散曲而结束，遗憾的是与陈钟凡的著作一样没能论述宋代以后的文人诗歌。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9年以后，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在中国诗歌史的写作方面，仍然以断代诗歌史为主。具有通史性质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仅有张松如主编《中国诗歌史论丛书》，虽然也对中国诗歌进行了史的描述，但此书具有较强的以论代史倾向。如今，有关中国各体文学史的研究撰写取得了较大进展，在戏曲、小说、散文方面都已经有了一部甚至几部通史性的著作，唯独没有一部系统的大型的中国诗歌通史，这与我们这个诗的国度是极不相称的。

问：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答：主要研究对象难以全面系统地把握。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寻找“文学史发展规律”。其实，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并不存在如自然科学那样可以无数次重复和验证的“规律”。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诗歌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总结规律，而是描述过程，寻找经验。如何开掘中国诗歌宝库，引导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前来采宝鉴宝，从而积累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宝贵经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歌，这才是诗歌史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问：那么现在这一部历经8年之久完成的《中国诗歌通史》有怎样的特点？

答：在这部《中国诗歌通史》中，最显著的特色就一个“通”字。我们在学习和总结以往文学史著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诗歌史观，也是一个观照和描述中国诗歌史的基本方式。“通”首先是指打通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断限，打通汉民族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的分界，即通古今之变。其次是立足于21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史家“通识”，即观中西之别。

此外，在具体写作上，我们采用的方式是让文学史回归到文学的本位，以文学的本体发展演变为中心来展开叙述，这与过去文学史用很长篇幅描述政治历史文化的方式有所不同。在对诗人、作品的描述中把社会背景等因素渗透进去，从而使中国诗歌本身发展的线索显得更为突出。

多元一体和古今贯通

问：相较于以往的诗歌史，现当代诗歌以及少数民族诗歌这两个内容非常特别，其学术意义何在？

答：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了中国诗歌的丰富多彩。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大家庭，很早就形成了以汉语为主体、以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相辅助的诗歌史写作传统。而中国诗歌从古代走向现代，乃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历史过程，不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就不知道中国现当代诗歌何以发生。同样，不了解中国现代诗歌的情况，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代意义。

问：通史第11卷是专门的少数民族卷，把少数民族诗歌融入中华民族诗歌史，在研究的过程中具体是怎样操作的？

答：这个问题是我们在诗歌史写作过程中最难的一部分。中国各少数民族诗歌的文明进程和汉民族的历史不完全同步，有些少数民族在解放前甚至没有文字。而且，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内容既丰富多彩又体式多样，很难把握。我们最后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首先是在前面10卷中体现出多民族的诗歌史意识，尽量将各历史时代各少数民族用汉语写成的诗歌包容进去。其次再把那些很难融入前面10卷的各个少数民族的诗歌，以及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诗歌融合在一起，写成单独的一卷，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反映中华民族诗歌的丰富多彩。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了对汉语诗歌的文化定位。其实，一部以汉语言为主要载体的诗歌通史，不仅仅是单纯的汉民族的诗歌史。一部以汉语记载下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本来就包含着历史上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越人歌》、《敕勒歌》、《木兰辞》等，都是当时“少数民族”的杰作；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深受荆蛮民族的影响，陶渊明的出身或为溪族，刘禹锡为匈奴人后裔，《全金诗》、《全元诗》、《全金元词》所收的作品，大量的都出于金人、蒙古人之手，清代满族人所创作的汉语诗词更是不计其数。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所以，准确地说，即便是我们仅以传统的汉语诗歌为主而撰写的诗歌史，同样不仅是汉族诗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中国诗歌史。由此，我们对汉语诗歌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新的认识。

独具东方文化智慧的中国诗歌

问：研究中国的诗歌史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观中西之别？

答：当下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国度，而是一个开放的现代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撰写一部中国诗歌史，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站在纯粹的中国文化立场上来看待中国诗歌，同时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

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顺应着现实政治的需要来诠释中国文学，却很少认真地考虑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区别。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当我们逐渐对世界文学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之后，反观中国文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发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不同。这意味着我们要超越以往的诗歌史写作框架，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认识和发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认识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问：您能在此基础上简要阐述一下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么？

答：中华文明原本是独立于西方的一种文明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发生之源，中国人对它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艺术体认。中国人认为诗起源于人心灵的“感物而动”，形成了以“言志”为核心的抒情诗传统。农业文明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生活态度，将诗歌作为直面现实、抒写人生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实用功能。中国人在诗歌中寄托了生活的理想，自古就追求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诗歌有着独特的艺术形式，使中国诗歌富有形象鲜明、意境深远的美学风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造就了中国诗歌内容的博大兼容与体式的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国诗歌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地创新……中国诗歌的民族特点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