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与人的记忆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请他们过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当时，这幢四层楼给我留下蛮高大，蛮气派的印象，而且，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书籍出版大社，那门面也相当匹配，显得挺庄重，挺堂皇的。然而，三十年后，自从那座四脚八岔，形象丑陋的过街天桥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这座文学殿堂团团包围住了。每次我到朝内大街166号，经过这座设计得不伦不类的过街天桥，就有一种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这幢楼，蜇居于天桥之下，一幅局局促促，窝窝囊囊，可怜兮兮，没精打彩的样子。

我有时也诧异，人到老年，会比他年轻时，要矮上一截，难道建筑物与人相似，有了年头以后，也会缩水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这幢楼矮了，而是它的左邻右舍都长高了。整个一条朝内大街，连当年的菜市场，也玻璃幕墙地洋气起来，发出灼眼的亮，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灰秃秃地，矮趴趴地，按说是新中国首家文学书籍出版的老字号，益发地暗淡，益发地寒酸。

那时，我将一大堆足有数公斤重的手稿，送到这家出版社，因为它是全国范围内出版文学书籍单位之中的佼佼者。现在，如同朝内大街上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样，它已不是在文学出版领域独领风骚的先行者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它马路对面的八王府一样，数百年如一日地纹丝不变，恐怕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完了……

为进步高兴，为发展高兴，也应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栋楼，早早晚晚即将拆迁的明天高兴。大家都说建筑物是要讲究风水的，我虽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从那座水母章鱼式的过街天桥落成以后，就意味着这幢楼即将画上句号，果然，拆迁和重建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

虽然，这幢四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依我之见，这幢楼的将要拆和最终拆的必然结果，也许并不是坏事，第一，无论如何，活着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来要比现实更值得关注；第二，将来更高层更亮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或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大发展的形势。

不过，我对这幢怀着深深敬意的建筑物，还是有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无论如何，那是我被流放二十二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六十万字的大部头，终于成为上下两巻的印刷物，这点挂在脸上的泪水，也就不怕人见笑，随它而去了。想到二十二年前，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选》，而罹无妄之灾，被扼杀的文学生命，又从手里拿着的这本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复活，能不心绪万千，泪水难忍么？所以，我对这幢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来说，确实使我生出一种母校的归属感。正是三十年前从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开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

如果，有人对那堆手写稿说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那么，现在的我，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二十多年，长期流放于深山老岭，劳动改造于铁路三线，不但远离社会，远离城市，同时还远离文学，远离文人。所以，当年走进这幢建筑物时，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认识任何人，同样，任何人也不可能认识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终于获知冬天里会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润物无声的春雨。两位文学前辈对于我，对于我这部作品的特别关注，使我终身难忘。

一位是韦君宜，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位是秦兆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这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时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年代，提携新生力量，扶持新鲜作品，这两位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韦君宜说：这个李国文，我五十年代就注意到，你们一定要认真的，当回事地对待他的这部新作。秦兆阳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这个李国文就住在我们社里，来改他的这部作品。

于是，我与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缘分，有了一点感情。

大多数建筑物，终究是有其寿命的限制，拆迁是肯定的。文学也是同样，绝大部分作品，总有销声匿迹的一天。然而，记忆这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轻易不会淡忘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