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的第二十届BIBF已经过去，在这届BIBF中，数字出版无疑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此次BIBF会场打造了上万平方米的数字出版展区，集合了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教育出版集团、中国电信、同方知网以及来自海外的数字出版展商。另外，会展期间也举办了多场以数字出版为主题的研讨和讲座。如国际数字出版论坛关于电子书标准格式的研讨会，以及关注电子书定价、版权转让和政府如何自主打造数字产品等话题的中欧数字出版圆桌会议。一方面，本届数字出版展区，各地参展规模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新产品、新内容层出不穷。台湾和海外地区数字出版的参展势头也增长明显。台湾数字展区的规模比往年扩大了近一倍，英国出版科技集团等不同类型的数字出版参展商也纷纷亮出各自的新科技数字产品。另一方面，以国际数字出版为话题的各种研讨和讲座也极为活跃。但是在喧嚣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一丝不足。在大部分时间里，数字出版馆人气较低。曾令观众兴致盎然的电子设备以及软件、创意创业、按需印刷等等技术展示，几乎在前几届展会都能见到；以前在BIBF风光无限的三大通讯商，甚至缺席一名；不少展台的工作人员面对稀少的客流，也都昏昏欲睡……甚至有的展商的设备已经连续展示多年，而每次笔者看到这套设备的时候，几乎都处于维修状态。
或许，数字出版在发展多年后，确实碰到了技术上的瓶颈：移动阅读成为常态，版权得不到保护等等。人们似乎对于数字出版的新技术发展不再像以前那样狂热，所以不少展商，特别是偏向技术的展商，对于产品展示越来越不重视。笔者在数字出版馆发现，除了亚马逊的展台因为对Kindle电子书及平板电脑产品进行了减价的现场销售，吸引了一些人气，其他的展台则不尽人意。笔者观察了某通讯商的数字出版展台，发现其展示的技术和产品仍是以前就在BIBF展示过的，甚至连展台的模样都没有换，而其他的几个展台也大致如此，难怪吸引不了与会者的注意。
其实，对于数字出版来说，一切技术都是为了内容服务，这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数字出版内容的瓶颈。笔者认为，中国数字出版的瓶颈，在于缺乏有效、持续、多样的商业模式。几乎所有的出版机构都涉足数字出版，然而真正盈利的又有几家？搞数字出版赔钱，不搞，跟不上时代，于是数字出版成了不少出版机构的“鸡肋”，很难用很高的热情去进行相关的工作。投入少了，相关的技术自然跟不上。没有技术的护航，就无法提升数字出版的品质，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版权保护。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
在国外，数字出版的内容与技术是相互促进的。在美国使用图书馆的人群中，有33%的人拥有一台电子阅读器，在这些人当中，又有44%使用iPad，智能手机也越来越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电子阅读器登录数字图书馆的人中，87%会使用有声书。在日本，移动手机网络的使用已经超过了个人电脑网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出版的发展。用技术配合内容发展，显然他们比我们做得更好。
当然，除了一些展台的冷清，我们也在BIBF看到了数字出版的亮点，比如本届BIBF数字出版参展商数量明显增多，BOOKLIVE、WileyOnlinelibrary、Taylor&FrancisOnline和亿派图书在线等电子书发行平台、数据库、数字资源平台均到场参展。此外，国内出版单位的重头活动也多与“数字”有关。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国际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易阅通”与“易阅客”同时正式启动运营，该平台已聚合国内外数字资源一百三十多万种，与数十家国内外领先的出版商签署内容合作协议，并且与Overdrive、DawsonBooks、IngentaConnect等国际数字集成商达成双向合作协议；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发布两大国内首创的数字产品———基于XML数据库技术的数字出版平台和B2B国际营销平台；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圣智学习出版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大型出版物《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国近代通史》将通过圣智盖尔电子图书馆走向世界；安徽少儿出版社与联想集团签署关于新媒体数字出版的独家战略合作协议，合作打造“乐想”童年，“智会”阅读项目，打造国内一流的家庭数字阅读、教育、娱乐基地，共同开发数字教育、数字娱乐新市场……
可以看到，在数字出版的交流上，我们并不缺少与国外先进厂商的合作。作为数字出版的技术服务商，应该考虑怎么与时俱进，怎么与内容更好地共同发展，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使得中国的数字出版能够真正地盈利，能够真正地走出去，而不是躺在现有的技术上不断重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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