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书林、温儒敏、潘凯雄、顾之川四位嘉宾现场为《红星照耀中国》80周年纪念“书模”揭幕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无疑是一部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革命者的不朽经典。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在英国面世，1938年，《红星照耀中国》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今年是《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出版80周年。
2018年4月24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国中语会联合主办，由《课堂内外》杂志作为媒体支持的“红星耀中国经典长流传——纪念《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党委书记孙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党委书记金永兵、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信中、全国中语会理事长顾之川、语文教学专家苏立康、人大附中教师代表季雪娟以及来自北京、河北七所初中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红星照耀中国》是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红色革命的真实报道，它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打开了一扇窗。书中对中共工农红军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战斗、生产与生活做了大量真实记录，一经出版，就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它打破了当时国民党和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红色革命的歪曲与毁谤，指引了无数青年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已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文字，累计发行上千万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2016年，我社独家出版了由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一年多来，销量已达300万册，可见本书巨大而持久的魅力。
“红星耀中国经典长流传——纪念《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在本次会议现场，邬书林、温儒敏、潘凯雄、顾之川四位嘉宾现场为《红星照耀中国》80周年纪念“书模”揭幕。本着将《红星照耀中国》中蕴含的革命传统文化传递给更多的青少年学子的意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向来自北京、河北的七所初中赠送《红星照耀中国》各50本。臧社长说：“希望将《红星照耀中国》的政治意义、文学价值、精神力量传递给更多的读者，给广大读者以鼓舞，从而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勇敢进取、乐观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力所能及的力量。”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向来自北京、河北的七所初中赠送《红星照耀中国》
著名教授、学者、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在会上说：《红星照耀中国》现在收录在部编教材八年级上册，是作为纪实类的报告文学收录的，主要想引导孩子们，首先是感受共产党人那种胸襟气度，革命传统的传承，通过这本书让学生去了解怎么观察事物，怎么抓住特点，怎么纪实。另外也让学生了解，新闻报道纪实性作品虽然写的是事实，但是它也有态度，有一种人性的关怀，所以我们想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孩子们从语文的角度进行学习。
《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非常好，值得传下去，它是一个传奇。但它不是宣传的书，我希望文化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媒体人，都好好看一看这本书，怎么来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很难，这跟我们的话语方式有关系，但是我们也有信心，尽量讲好。
《红星照耀中国》也照耀全世界——红色经典八十年长销不衰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红色政权的建立，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共产党的信仰在现实中的实践等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探寻红色中国，历时四个月，遍访中国工农红军政权领导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林伯渠等红军将领和红军普通战士，寻访当地的老百姓，用客观又不乏激情的语言，描述中国青年们所创造的奇迹，第一次向全世界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也让全世界人民了解红军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热情，那种力量，此即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很快就完成了从畅销到经典的过程，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连日本在1939年也出了日文版，几乎传遍了全世界。很多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了解中国的现实和革命。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无数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中坚力量的人物，当年都是通过这本书建立起革命的信念的，他们一翻开这本书，就像打开了万宝盒，日以继夜地看，连吃饭、睡觉都忘了，许多人收藏了该书的好几个版本。据说毛泽东一直珍藏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反复翻阅，以至于破散到不得不找专人修补的程度。
由于作者亲历采访人物、现场感真实，强烈的追问意识、深切的情怀和很好的文学性，从1938年中文版出版至今，近八十年来《红星照耀中国》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它的活力从未衰减过。在我们理解现实或追溯历史本源的时候，它也在期待着新一轮的解读。
《红星照耀中国》 [美] 埃德加·斯诺埃 董乐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星照耀中国》非比寻常的出版之路
1937年3月，在斯诺夫妇的支持下，中国北方爱国青年大学生王福时主持，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该书的主体部分《红旗下的中国》后来均收入英国戈兰茨公司《红星照耀中国》，可谓后者的雏形。那张曾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首次刊入该书。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红星照耀中国》。
1938年2月10日，在胡愈之组织筹划下，“复社”在上海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全译本，在国内甚至国外华侨聚集区都引发了轰动效应。此书据1937年10月英文版“红星”译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斯诺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因受到国民党当局查禁，《西行漫记》出版后曾被改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多个版本秘密出版。
据译者之一李放说，他1938年夏南下，沿途不仅看到好几种翻版本，甚至远在广东台山县水口镇的小书摊上都见到有此书出售，其传播之广，翻印之快，可见一斑。
此后，延安等地的出版组织将《西行漫记》第四、五两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和《长征》）以“抽印本”形式独立出版，分别更名为《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些“抽印本”流传也十分广泛。
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红星照耀中国》各种版本如雨后春笋版面世，其出版地点不仅有根据地的，也有国统区和游击区的，也有因避免搜查而根本不署地点或出版社名称的。
《西行漫记》及其各种节本或专章抽印本的迅速、广泛流传，很快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警觉、惊惧和敌视，他们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著作，据有关档案记载，先后查禁其著作竟达十几种之多。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史家康等六人合译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定名为《长征25000里》（副题《中国的红星》）。由于此书早在十年前即译出，故特别标明为“启明书局民国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
同年9月，“亦愚”翻译的《西行漫记》（副题《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急流出版社名义在上海印行。
“文革”期间，《西行漫记》遭禁锢。在许多单位和部门，它被加盖“严控”之类印戳后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停止出借。
1979年12月，吴黎平根据《红星照耀中国》整理定稿的《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副题为《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几乎同时，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
董乐山版《西行漫记》不仅是《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国流传数十年来，国内最忠实于原著的崭新全译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
2016年人民文学出社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基于董乐山译本的全新版。
《红星照耀中国》经历的传奇
每一版《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都充满传奇。1938年上海“复社”翻译出版最早的全译本《红星照耀中国》，由于缺少印刷资金，出版前组织者只能通过读者“众筹”的办法多方筹措。有十几位读者每人捐出五十元买纸张，另有几十人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征集到读者预约金共几百元，作为印刷成本，还有一些人志愿参加义务劳动。在多人的努力下，这部由群众自己组织发行的“复社”版《红星照耀中国》（因政治因素定名为《西行漫记》）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版了，速度之快，举世罕见。
“复社”版“红星”出版后，立刻引发爆炸性反响，预先发售的购书券被抢购一空，从1938年2月到11月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印行了四版，轰动国内甚至国外华侨集聚地。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很多读者冒着生命危险争相传阅或者辗转传抄，有不少进步青年怀揣此书奔赴延安这个红星升起之地，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翻译家董乐山先生译本
1976年，董乐山先生在戈兰茨公司版的基础上翻译本书。由于以前版本涉及到所述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1979年董乐山一个人重新翻译了《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本全文译出，增译了第十一章中第五节的《那个外国智囊》，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个别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不少校正。
这个耗费了董乐山先生大量心血的译本，成为近四十年图书市场仅有的、品质最高的经典译本。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获得了董乐山先生家属的独家授权，推出了这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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