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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费逵是怎样创办中华书局的

中华书局的创办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联合部分立宪人士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了中国一个新的历史纪元的开始。就在临时政府宣布成立的当天,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宣布成立。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部的负责人,他痛恨清廷的专制腐败,与革命人士早有往来,并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日知会,据说日知会的章程就出自他的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全国先后有十多个省区宣布脱离清廷,拥护共和。陆费逵认定清朝必灭,民主共和必胜。伴随着政权更迭、新旧制度的嬗递,原有的各类教科书势将加以改革,但当时印刷和出版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对此一直处于游移不定的态度。于是陆费逵不顾商务印书馆以月薪400元的挽留,毅然辞去出版部主任,与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人戴克敦、沈知方、陈协恭等人集资25000元秘密请人编纂新的教科书。1912年1月1日宣布成立中华书局,自任书局局长。在书局成立的宣言中说:

“国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

有人说,中华书局的创办缘于教科书革命,这一说法,没有错。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十多种教科书不仅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而且增添了许多有关革命的内容。如在《新式教科书》中就增加了有关民主共和政体、培养民众爱国思想的课文,如宪法、国会、文天祥、史可法、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内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廷尚未退位,南北议和正在上海进行,政局时有变动。中华书局新的教科书的发行,实际上配合了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为民主共和政治在中国的最终确立大造舆论。其创办顺应了革命的需要,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反清斗争。

名称采用“书局”的原因

在中华书局创办之前,在中国曾存在过一个出版机构“中华印务总局”。该局创办于1871年,创办人为王韬和黄胜。该局前身是伦敦教会创办于香港的英华书院印字局,1870年停办后,由原在英华书院协助理雅各翻译儒学经典著作的王韬和黄胜合资将其买下,改名中华印务总局,并于次年正式成立。该局用活字铅印,曾出版过王韬的《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郑观应的《易言》以及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等,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该书局颇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与王韬等创办的中华印务总局虽无直接联系,但两书局都以“中华”二字打头,表明它们区别于外国外资书局,是国人自办,带有一定的民族性。

在中华书局成立前的几十年内,中国出版印刷的机构名称林林总总,除了私家坊刻、官书局外,尚有称之为公会的,有称印书馆的,如1897年夏瑞芳等创办的商务馆;有称书店的,如1902年成立的开明书店;有称书庄的,如1910年前成立的上海章福记书庄;有称社的,如1900年成立的国学扶轮社,1901年成立的神州国光社;有称会的,如1907年创办的国学保存会,国学商总会,也负责出版书籍;有称公司的,如1907年成立的图书集成公司;有称山房的,如扫叶山房,既卖书,又印书;也有称阁的,如晨凤阁;有称堂的,如一经堂、致永堂;有称楼的,如文富楼;有称书院的,如南洋公学译书院,等等。出版印刷机构名称虽异,但大多以“文宜”“广益”“广智”“文益”“富文”“文富”“焕文”“启智”等为名称,以开启民智、新民,新国为目的。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出版印刷机构中,以“书局”命名的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在1912年中华书局成立前,上海98家出版印刷机构中,用“书局”命名的多达41家,由于用“书局”命名的出版机构多而且时间较早,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陆费逵在创办自己的出版机构,不用其他名称而采用“书局”的原因之一。 

其次,陆氏本人原先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当然不会也不可能用“印书馆”来为自己新的出版机构起名。 

三是“印书馆”和“书局”本身还存在中西不同的文化影响。“印书馆”受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印刷机构的影响显而易见。传教士创办的印刷机构著名的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益智书会等。它们的创设无疑为近代中国人自办出版机构提供了借鉴和经营模式和商业理念。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显然受其影响,而“书局”则显然是受了中国传统出版印刷业的影响。清末,各省督抚在“振兴文教”、弘扬儒家文化的名义下,创办了不少官书局。著名的有杭州官书局、湖南尊经书局、福州正谊书局、金陵聚珍书局、江苏书局、天津官书局、广州广雅书局、南菁书局、江楚书局、京师官书局等。刊刻经史、印刷官书、兼及子集等。中华书局和其他众多书局受到中国传统出版印刷业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是在经营业务活动方面,印书馆与书局也有所不同。陆费逵曾就中华书局用“书局”而不名“印书馆”讲过以下一段话:“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古昔不必说了,就现在两个大的出版业说:商务印书馆它最初是专办印刷的,所以它的牌号到现在还有“印书馆”三个字。中华书局在印刷业也占着全国第二的位置,彩印且占第一的位置。但是它最初只营出版业,不从事印刷业,所以现在仍以书局为名。英文译名更是表明以图书出版为专业了”。他又说:“还有许多招牌用某某书局,实际上或专营出版,或专营正印刷,或两者兼之,所以很不易分清它到底是出版业或印刷业。习惯上统称书业。”

以民主共和为出版思想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意图,专营牟利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需要,为了“提振国家”“兴我中华”。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的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伟大……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纪述之,一切人类知识皆以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

中华书局全名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组织系统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察。不少革命派人物和进步人士曾担任中华书局的董事,如于右任、宋耀如、沈恩孚、孔祥熙,史量才等,编辑人员也先后容纳了不少革命人物和进步之士,如马君武、蒋维乔、舒新城、陈伯吹、钱歌川、李平心等,因而使该书局具有鲜明的进步特色。书局成立后,本着“国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和“教科书革命”“服务中华”的方针,首先出版了一系列新式教科书。新教科书乃至以后其他出版物,均冠以“中华”二字。

新教科书浸透了民主共和思想,如中华初小国文第一册,首页印有南京临时政府五色旗,课文有“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民国成立,选举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大多数当选,元年元旦,即任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顺应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的需要。新教科书体例新颖,文字表述用浅显的文言文,因而大受欢迎,时人称誉“为空前良著”。新教科书多达七十余种。此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教科书内容也不断更新,又先后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式教科书》。在《新式教科书》加强了有关共和政体和培养民众爱国思想的课文,如宪法、国会以及有关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方面的内容。二十世纪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提倡白话文,中华书局出版物也改用白话文,以致当时全国所用教科书的百分之三十均来自中华书局。

本着“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中华书局在出版教科书的同时,还出版杂志、编纂辞典、整理出版古籍等。陆费逵在1908年服务商务馆时,曾任《教育杂志》主编和师范函授学社讲义部主任。本人著有《教育文存》《实业家之修养》《国民之修养》《青年修养之杂志》等书。陆费逵认为杂志是“文明必需品”。“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于其周国杂志发达与否视之,杂志多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中华书局成立后,他一手大力创办了《中华教育界》,此应又聘人创办了《大中华》《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号称八大杂志。此后又创办了《留学生季报》《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小朋友画报》《中华图书月刊》等。其中《大中华》多论述各国大势,介绍最新学术成果,研究国策,与社会事业方针,以养成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之真相,指导社会为方针。《小朋友》以培养青少年、陶冶心情、增进儿童智慧,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关于《中华妇女界》的创办,陆费逵认为女子教育不仅重要,而且迫切,创办该杂志的目的,在于养育妇女的健全人格,从事无害生理、无妨家庭的事,女子教育以德智体三者并重。培养女子在必要时可以从事有关只有男子做的职业。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对日作战在即,又创办了《新中华》《少年中国》《学衡》《解放与改造》等杂志,对宣传抗日、激发民众爱国思想、鼓舞民众抗日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陆费逵和中华书局的同人整理出版了《四部备要》。该书从《四库全书》中选出、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共收录古籍351种,用聚珍仿宋版进行排印。1937年后又以万元购得广东籍商人陈炳谦收藏的《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底本,进行出版。在辞书方面,编纂出版了《大中华辞典》《辞海》,该书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之长,补其所短,深受学人和民众欢迎。

回顾中华书局一百多年征程,人们不难发现,她始终与时俱进,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无论是在新旧制度嬗递的鼎革年代,还是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艰难岁月,总以捍卫中华、振兴中华,建设中华为己任,为提升国民人格、养成高尚道德呼唤呐喊,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不遗余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中华书局百年来始终坚守“国有国格,局有局格”的原则,不改陆费逵当年创办中华书局的初衷,始终以服务中华为其根本目的。吾敬中华,吾更爱中华。我想这是所有受惠于中华书局的人的共同感受。

责任编辑:戴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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