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核心理念的思考（荣宝斋 陈博）

在学习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固本求新，弘文致远”这一理念时，作为美术史论专业出身的我，结合自身所学谈谈对这一理念的体会。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常基于近百年来形成的认识，这些认识在我们当前的研究中被频繁使用，似乎变得根深蒂固。比如对“五四”文艺的褒扬和对晚清文艺的批判，就主要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与鲁迅——的影响。时至今日，在有限的材料日渐弥散，而历史的真实性越来越难以探求的情况下，一些学者也开始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反思:“固本求新”，并非表象的沿用、前人的拓展，更应在掌握充分史实的基础上，对以往的“程式化”认识模式进行解构和重建，从而于“传统”中发掘出新的生命力。

这一认识模式的解构和重建体现在美术史领域，如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一书，为我们重新审视19世纪中国绘画史打开了出口；而在文学界，当代学者王德威也有同样性质的一本书——《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文中，王德威向学界提出了两大挑战：

第一，挑战“五四”起源说。在王德威看来，“五四”之后的学界对晚清文学的普遍抑制，很大程度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晚清作家急切地以外来模式更新传承，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曾留意到，最弥足珍贵的变化其实已经在传统中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这种创造力或许得力于来自西方的新刺激，但是也脱胎于自己发展出的中国式新意。总之，晚清作家所播的种子本来要在好几代以后才可能有结果，可惜他们的继起者却又转向别处去寻求更可靠的收成了。‘五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压抑晚清革新的策略。”王德威认为，中国的“现代性”不是产生于“五四”时期，而是早在晚清就已经萌芽，且中国自身“现代性”的夭折，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强行扼杀。

第二，挑战“起源说”本身。人们在历史研究中，通常默认历史的发展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即从“非现代”到“现代”的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于是，“现代”一词，就成了一个断代的观念，很多知识分子就以这个观念作为利剑，去批判处于“非现代”中的一切，从而阻断了“传统”依照其内部自律向“现代”演进的可能。王德威却挑战了这一传统，搅乱线性式的认识模式，从“非现代”中发掘“现代”，同时揭露表面前卫的保守成分，从而打破当前有关现代的论述中视为当然的单一性与不可逆向性。而一旦我们摆脱了时间观念的枷锁，就获得了研究上的更大自由，也就可以从旧有的材料中发现新的价值。

“固本”不是守旧，“求新”更非挪用。一棵参天古树，想让其继续发展，也要在这棵古树的基础上，与之施肥、剪枝乃至嫁接。将其伐倒，转而种植一棵新树，不是创新。清末以来的此种伐大木、种新树的作为，能反映的只是人们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压力下急于求变的心理，却是一种盲目的判断，急功近利的选择。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享誉世界文明之林，正在于它独特而充满魅力的文化的为人所知与认可。这就不仅要求我国文化的对外宣传，更大程度上在于此种优秀民族文化的深入人心，从而发于内、体于外的表现所引发的国外人士的尊重，即所谓的“弘文致远”。我们培育民族精神需要弘扬我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以寻找到本位，并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创新。墨守成规要不得，“洋葱文化”亦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