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数字出版 逆势者亡 顺势者未必昌

日前，主题为“世界新格局-中国新角色”的“2011财富CEO论坛”在京举行。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这次论坛的焦点，来自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时代》亚洲出版董事长AndrewButcher等就图书出版业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本报节选了他们的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整个图书出版业仅相当于一个三一重工

问：中国出版业目前到底有多大？

王涛：就中国的图书出版产业而言，全年680亿元左右。跟一些中央企业比，我们一个行业比他一个企业还小。

问：中国出这么多书，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三一重工。看来发展空间还是很巨大的。

王涛：发展空间确实很大，这些年由于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金之后，跟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道路一样，文化消费急剧增长。就我们集团而言，连续三年销售增长超过15%，今年达到20%。

AndrewButcher：中国的出版业发展非常快，我们对中国出版业很感兴趣。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数码时代，像在美国我们有20多个刊物，且20多个刊物基本进入平板电脑，只要通过一些应用程序，大家就可以在平板电脑上看我们提供的内容。所以说电子刊物现在发展也非常快。如果要进入电子刊物行业，我们还需要处理一些法务的事情。但现在电子刊物显然已经比过去我们需要邮递员挨家挨户发送要发展得快多了。所以说现在的电子刊物市场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有吸引力。中国的出版业市场当然是潜力非常巨大，电子商务则是未来一个方向。我们会有一些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

数字不仅改变渠道还改变内容

问：在最近的三到五年，在出版业上从读者需求角度看有哪几个比较明显一些变化？

王涛：现在数字阅读的需求增长特别快，三年来，整个中国出版数字阅读需求每年按300%以上速度增长，这种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一般把出版业分为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需求，即我们一般讲的像文学书、艺术书，这一块增长得尤其快。整个中国发展到今天，物质财富在急剧增长的时候，文化的这种贫乏被人们普遍感觉到，大家开始通过阅读来解决自己文化贫乏的问题。

问：数字出版，还有网络对我们出版业冲击有多大？能不能有量化概念？

王涛：冲击非常大，我搞出版，现在的判断就是逆势者亡，顺势者未必昌。我前不久刚接待哈佛大学出版集团老总，我问他们现在出版怎么样，他也没有形成一定模式。现在互联网免费阅读让数字出版业盈利很困难，你要收费读者都走，你免费挂那里，无法实现商业价值。对中国出版业来讲，数字出版会在某些特定领域进行大量数字产品出版，检索功能出版也会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出版业要转型，就要以主流媒体为引领，既出纸介产品，也出数字产品。实现这种转型对我们很困难，中国纸介出版在增长，它在没有受到危机的时候改革是很困难的。

美国数字出版，信息也很混乱，《美国时报》说互联网出版要收费，以前美国时报数字版是免费，现在要收费。但我问了很多美国出版商，现在数字出版没有普遍存在一定模式。

AndrewButcher：我们也做了很多投资在数字出版上，成本比较高。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有我们时代华纳支持我们母公司，如果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数码世界跟数码平板电脑、手机终端等进行竞争了。

再回到经营模式方面，美国模式主要靠广告业支撑，美国前五六家的出版商都是需要靠广告支持。因此广告是我们经营模式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还在不断摸索。但我认为，数字不仅仅会改变营销的模式，还将深刻影响出版的内容。昨天在北京我看到乔布斯的书已经卖到北京大街哪都有了。中文版也出来了，68元，英文版300块钱一本。《时代周刊》这个杂志有很多人都看。乔布斯去世了，很快我们就做出了21页专刊，美国著名传记作家沃特写了前言。这本书还未出版，提前一个月就已经订空了，这就是技术对我们的帮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很快在书上就能反映出来。

多读书，终解惑

问：电影票价大家有抱怨说太贵。书怎么样？书跟美国来比，国内会便宜多少？

王涛：这是不同角度来说，我是出版商，我认为中国书便宜，我们跟美国相比我们是美国书价的1/10，这二三十年书价涨得比较高，有虚高的成分。政府管理部门会对特定产品进行要求，新华字典现在2个版本，一个是19.4元，一个是12元，针对农村的版本就是12元，因为政府严格限价。针对大众读者它有公益性特点政府就可以限价。我认为书价还低。

问：记得改革开放前期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优秀文化作品，不少作品甚至影响一代人。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太多能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涛：我认为，首先看当时的背景，是从一种文化的专制走到改革开放，所有东西对人们都很新鲜。其次，创作领域的事情我们作为出版商解决不了，中国无论是学术生产还是艺术生产，生产者都是处于比较浮躁的状况，能不能产生精品，需要他们去解决问题。但是就出版者而言，本身如何通过自己的出版工作能够获取好的作品，或者是去跟作家、理论家沟通产生好的作品，我们有一份责任。我想说到一点，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今天很多年轻人在这个时代的熏陶下，他对读书能改变命运已经产生了疑问。但是最终历史会给他结论，就是读书能改变命运。

问：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传播最近这几年有什么渠道？像美国的Twitter，中国的微博，还有脸谱等。是不是可以为我们出版业走出国门提供好的机会？

王涛：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开过，中共中央做了很重要决策，到2020年建设文化强国，这是很紧迫感的表现。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中国正在成长为经济大国，中国的文化还没有给这样一个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提供必要的身份。文化在国内看似是五花八门，竞争白热化，但走向国际，基本没有多少声音。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是现在很迫切的任务。现在我们走出去主要是产品走出去，今后更多是企业走出去。当然，通过互联网、通过数字出版的方式可能比较好，因为没有国界限制的走出去会更加便捷。但我认为，最终企业走出去，是能够为目的国提供其所认同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唯有如此，文化才可以真正地走出去。

问：目前中国文化产业和国外相比，可以说整体总量很低，原因就是盗版问题，之所以大家愿意看盗版，就是由于收入水平太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话，怎么解决这个盗版问题？

王涛：盗版的问题一直困扰中国的传媒产业，盗版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现象。在你的文化支出比较低的情况下要享受最好的文化欣赏，盗版可以填补这个空间。但是盗版最终伤害的是创意产业源动力。作家的创造和生产者不能得到经济回报，他就没有持续增长的潜力。盗版猖獗的国家不可能建立现代化的大厦。打击盗版是双方的，一个是中国政府下决心把他作为一个刻不容缓的事业来做。一个是我们企业的参与，我们曾经参与国务院起草关于打击走私的文件，希望把音像制品纳入到打击走私里去。

还有一个就是人们的文明意识增长，要产生新一代的受众，他们能意识到用盗版是盗窃他人财产。有这样的受众产生之后，才能形成普遍一种消费心态，中国才可以真正打盗版。盗版是全世界现象，今天美国有30%是盗版。中国现在已经在行动了，但如果把别的国家看成一片净土，也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