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应进一步提高学术著作出版“门槛”

来自全国的70余家出版社及出版集团相关负责人，近日在京参加了“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座谈会”。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今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精神。座谈会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代表与会出版单位宣读了《倡议书》。倡议书呼吁，出版界应加强行业自律、严格执行学术出版规范，进一步提高学术著作出版“门槛”。

坚持出版规范和高质量图书的回报并不低

根据倡议书，学术出版单位应严格遵守和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精神，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完善相关学术出版规章制度；学术书稿的处理应严格依据目前学术界、出版界关于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所达成的共识，逐步提升书稿处理水平；严格区分书稿学科边界，逐步实施编辑按学科编审稿件；逐步推进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减少低水平重复和学术泡沫现象；尊重学者的原创劳动，以学术质量为第一要义，确保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的出版。

座谈会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在介绍学术出版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坚持出好书和质量第一的标准，得到的回报并不低。”据他介绍，他们曾碰到不少作者希望利用“三联”的品牌出书，还主动要求提供资助，但由于没有达到出版水平而被拒绝，但同时他们却坚持推出了一些“经济上可能引起亏损，而学术上价值却很高的著作”，例如茅海建的《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史事考》，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等等。最终，这些著作为三联书店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最终这些书的经济效益也不差”。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谈到，目前出版行业的编辑出版规范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不用说缺乏像美国《芝加哥手册》那样具体细致的规定，甚至在一些根本性的规范方面，中文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这不能不说是出版界的一大遗憾”。他以索引为例，认为中文书对索引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除了一些老牌的出版社，大多数出版社的索引编辑很不规范，不但中文著作不编辑索引，有的出版社甚至在译作中把原有的很好的索引删除了”。他说，这是很不严肃的做法，索引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厘清学术概念、统一学术术语的基本要求，“它集中体现了学术作品的严格性和严肃性”。

“匿名评审制度”是高水平学术出版的重要保障

据李昕介绍，被国内外学术出版界所推崇的“匿名评审制度”是高水平学术著作出版的重要制度保障。他说，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从1994年开始出版，18年来已出版了近100个品种，每一种都经过两名以上的店外专家提出评审意见，其中半数以上的书稿，作者曾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过修改，有的书稿修改两三次以上，“这套书的学术质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已经成为三联图书品牌中的品牌”。

李昕说，“匿名评审制度”是铁面无私的，因此编辑部里没有人能预先对作者承诺他的著作可以出版，“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找了麻烦，但是我们也从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是保证了出版质量，其次是与国际出版规范接轨了，例如他们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推荐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进入《剑桥中国文库》时，该社社长潘世勋强调他们的每一本学术著作能否出版都要经过匿名评审或专家论证。当李昕告诉他，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时已经经过匿名评审时，他立即表示对这本书很感兴趣。“这个例子表明，提倡学术出版规范，其实质是以国际规范来要求中国出版”。

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锋在谈到“匿名评审制度”带来的益处时表示，经过多年的发展，该社已经建成由不同学科领域的30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库，帮助出版社对学术著作的学术内容把关，“这些专家的工作对于提升我社学术著作的水平起到了极大保障作用”。

出版大厦需要“根基”，更需要有“王冠”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改革开发后他曾经系统地考察了不少世界著名的出版社，“而给我最大震撼的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是什么让这家规模不大的出版社拥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带着疑问，邬书林专程走访了这家出版机构的负责人。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教育出版和以小说及政治家传记出版为主的大众出版，是他们的两个主要经济收入支柱，而更为重要的是有以《自然》杂志为核心的学术出版集团。“我们的学术出版，是依靠百余名具有科学家水准的编辑以及数万名著名科学家支撑的，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都在这里首先发表。” 他指出，出版大厦需要“根基”，更需要有“王冠”，“学术出版是我们出版大厦上的王冠，而《自然》杂志则是这顶王冠上的明珠”。

邬书林说，多年前他考察哈佛大学出版社时，那里的专业编辑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本书来了，编辑会对每一个词的知识点进行细致的了解和把关，要把每个知识点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比如作者做了哪些创新？是思想上的创新还是方法上的创新？是有新的科学发现还是有重大的技术创新？编辑一定会弄明白了才考虑是否有出版价值。邬书林认为，“一本真正的学术著作如果没有20%-30%的创新，就是在炒冷饭，是不值得出版的”。

中宣部出版局副巡视员张拥军则指出，从全世界范围看，真正能产生世界影响的出版物都集中在学术出版领域，“学术出版是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支撑点，没有质量过硬的学术出版，很难称得上是文化强国”。他介绍说，这些年国内出版业发展很快，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出版规模的增长和有核心竞争力的出版主业的增长不成正比、出版品种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增长不成比例、学术出版“门槛”太低，等等。一些出版社过于看重眼前利益，但从长远看则扼杀了出版社的创造能力。

中国人的世界形象最终需要靠文化形象塑造

邬书林认为，出版的本质功能在于传播和积累知识。好的出版物，尤其是学术出版，恰恰是要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之上，把有创新精神的东西以出版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相关出版物只有在传播知识上做了创新性的工作，才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

“当前由于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不够，学术著作已被我们出滥了，大量的平庸之作挤占了出版资源，如果我们继续在数量上增长而无法保证质量，将难以屹立于世界之林……文化大繁荣是忽悠不出来的，是靠一本本书做出来的。而中国人的世界形象最终要靠文化形象来塑造”。

邬书林介绍说，历史上我国的出版有很好的经验，出版界应把古代的优良传统和当代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比如目前《不列颠百科全书》已经能够做到将最新学科的最新名词，在36小时内完成同行评审和相关鉴定，并立刻发布到网上。“要承认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于丹到世界各地讲《论语》，所到之处广受欢迎。许多出版社已经做了大量细致的规范，而这也正是我们有信心推动学术出版规范的重要原因”。

邬书林最后表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实现，是文化繁荣的基础性工作。下一步新闻出版总署将会同有关机构和部门，研制和推出学术著作出版的国家标准。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执行情况，也将作为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国家级优秀图书推荐、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申报与验收，以及出版单位年检、等级评估等工作的重要条件和参考依据。